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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阁的过客


□ 王铭铭


云南呈贡县魁星阁,从未被列入国家名胜的目录,谈不上宏伟的古阁,本身的名气小,到访的游人也少。魁星阁是什么时候建的?经历了多少历史沧桑?史书中还没有详细的说明。
二○○○年七月,我随一队与西南联大有关的前辈参观了那座古阁。魁星阁,也简称“魁阁”,建筑为叠起的小三层,从大门进去,通过木梯上下连接,其形制显然是传统建筑亭、台、楼、阁等类中的一种。进了庙,出于习惯我先寻找过去留下的石碑旧记。没有让我失望,一入魁星阁的庙门,我看到一方石刻,雕琢的年代是“民国癸亥年三月朔日”,落款“阖村士庶”,其他文字,我没有全部记下,只记了:“奎也者,文明之瑞气也,非神也。奎者,文星也,亦非二十八宿之奎木……”
阁为供奉魁星所建,碑文题目为“重修太古城魁阁记”。既是重修,则呈贡有魁星阁,当是民国以前的事了。魁星阁里的魁星塑像已不存,因而我不能一睹神灵的面目。魁星是什么?明末清初大文人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十二中说到“魁”,指出这一崇拜的大致来历是:“以奎为文章之府,故立庙祀之。乃不能象奎,而改奎为象“魁”。又不能象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不知奎为北方玄武起宿之一。魁为北斗第一星,所主不同,而二字之音亦异。今以文而祀,乃不于奎而于魁……”(《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一九九四年版)。对魁星的信仰,顾炎武也说“不知始于何年”,只在多线性的考据中隐含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古代中国的“文章之府”,有一个从“不能象”而借“北斗第一星”来象征文祀对象的过程。我们知道,旧时的学宫多奉祀魁星,它的形象如鬼,蓝面青发,世人却以之为主文运之神,向它祈求科举的成功,考中也要来向魁星道谢。旧时人“以奎为文章之府”。如果说孔圣人是旧时代“大传统”的守护者,那么,魁星的信仰,便可以说是地方民间的士绅以至底层社会对于进入“大传统”的通道;而魁星既主宰天下的文章,它的庙堂便是乡绅以至士大夫的汇合所了。
古时候进入魁星阁的人数有多少,今天已不能完整把握。那个时代来魁星阁的人,都是这个县里求功名的人和他们家族的成员。后来是不是还有百姓来这里为子女升学求签拜神的?我们一行来到魁星阁,没有带着追究这个问题的任务。可以想见,在魁星面前求功名的仪式,早已在科举制度取消的近百年前开始,逐步失去了它的吸引力,过去魁星在“大小传统”之间起的纽带作用,也已成往事。民国呈贡魁星阁的碑文,说这座楼阁里奉祀的并非是神,而是“文明之瑞气”。将“文章”改成“文明”,其中经历的文化变迁,需要更多的人来研究。我隐约感到,要加以分析,这中间科举制度的废除,是这项历史分析的关键一环。
我们既不是一般的游客,去魁星阁便有自己的目的。在过去的一些年里,大家不约而同地关心起魁星阁来。我们选择这个机会到那里去,不是因为关心这座古阁自身的文化意义,而是因为这座开始被混乱的、披上白色瓷砖外衣的“现代”楼房包围的古阁,隐藏着值得我们寻觅的历史踪迹,讲述着魁星被“文明”这个概念浸染之后,现代中国学术史中一个还没有书写完整的篇章。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士大夫的“阶级地位”经鸦片战争后内外夹击而下降,古代士人的现代变种——知识分子,开始有了“自上而下”莅临呈贡魁星阁的案例。不知道历史学家是否曾在更早的时候来魁星阁抄写碑记,建筑学家是否来这里考察过这座古代建筑的美学风格,只知道在三十年代中期,这里迎来了两三拨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第一拨,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一九三四曾在德国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攻读人类学的陶云逵归国,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编辑员,后来这位人类学家在南开大学任教,在云南从事少数民族体质与文化的人类学田野工作。不知道具体是哪天,陶先生发现了呈贡的魁星阁,看到这座四面八角挑檐的阁亭,在周边绿色的松林和农田的围绕下,亭亭玉立。充满浪漫激情的陶先生,决定引领喜爱钢琴的新婚妻子来这里度蜜月。婚后,陶先生夫妇时常住在魁星阁,而文献也表明,后来“隐居”魁星阁的陶先生被逃离昆明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寻见,他们在这座小小的阁亭里的碰面和共事,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忆。
我们到访魁星阁的那天,费孝通先生也正好于清晨来到这里。年事已高的他,受到“沉重的肉身”的拖累,但一到魁星阁却满堆笑容,东张西望,谈笑间露出的依旧是精神的青春,仿佛魁星阁的记忆,给了他无尽的乐趣与力量。我们一行中的潘乃谷老师,于访问魁星阁后发表了一篇长文《抗战时期云南的省校合作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其中谈到了费先生等前辈的一段重要的往事,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到,费先生在魁星阁之所以如此愉快的因由。
抗日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先生到云南大学担任由中英庚款在该校设置的社会人类学讲座课程和研究工作。吴先生一九三九年后创设社会学系,并任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在云南,吴先生进一步倡导注重实地社区研究的精神。同年,受燕京大学委托在昆明建立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作的社会学研究室。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费孝通接受了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科学工作人员的微薄津贴,以云南大学教授的名义,主持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一九四○年,日军飞机对昆明实行日益频繁的轰炸,这个社会学研究室被迫迁出昆明,疏散到位于昆明附近的呈贡县农村里。有一天,空袭警报突发,吴文藻与时任云南大学教授、西南联大兼职教授的费孝通跑上三台山。在三台山上,远望四周,吴先生告诉费先生说,呈贡的城外,有座古庙,叫魁星阁,里面有人类学家陶云逵居住。早在一九三四年已在清华研究院结识陶云逵的费孝通,后来决定租下魁星阁,将这里当成社会学研究室的实地调查基地。“魁阁”社会学的工作基地,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存在了共六年。在那六年里,艰苦的生活有时让费孝通觉得喘不过气来,但后来这段日子却常勾起他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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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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