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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市场


□ 汪丁丁

  二○○三年,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两位教授合写了一本书《从资本金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的最有效的组织生产和安排分配的方式。然而,它的发展需要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为其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的建立和维护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环境面临着两方面的威胁:一个威胁来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已经在市场中占据了强势地位,第二个威胁来自认为市场发展将损害自己利益的庞大的贫困人群。如果这两方面的人群——他们看起来彼此地位悬殊,可是如果他们在反对市场体制的问题上结成同盟,就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促使政府对市场采取干预行动。这种行动表面上打着改进市场缺陷的招牌,实际上却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而大众不但不会抗议,甚至还要喝彩,全然不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因此而被损害。”
  这两位芝加哥教授表达的担忧,半世纪前被表达过。那是一九五○年,奈特,这位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时发表的演说里,对公众能否理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表达出一种深切悲观或绝望情绪。当时,他描述了大众对“取消价格管制”政策的反感。此外,一九四六年,奈特在《伦理学》杂志发表了《自由社会的病》。用他自己的看法,那是一篇“社会病理学”论文。他分析了自由社会机体的两大病症:一、垄断资本集团的寻租活动对社会健康的侵蚀;二、市场经济“内在的恶”对社会健康的侵蚀。
  我记得,大约二十年前,我回北京探亲,与敬琏先生及学界诸友,在西直门一家泰国餐馆里聚会。我们谈论的主题之一,就是由佤小川关于“寻租”一词的英文来源的议论引发的“普遍腐败”问题。
  二○○五年,敬琏先生在《财经》杂志年会上,郑重地将本文开篇引述的那一段文字转述给与会听众。事实上,市场经济的历史,在西方和在东方,总是伴随着奈特指出的那两类病理学问题。例如,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根据敬琏先生这本文集最后的一篇文章(《创新还是寻租:中国转型时期的制度环境与企业家才能配置》)所引用的两篇研究报告,强势群体每年“寻租”所得,大约占国民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研究过“腐败”问题的经济学家——著名者如魏尚进,都会明白,由于“灰色经济”或“寻租”研究,最艰难的是数据收集,研究所得的结论允许有相当大的误差。我所引用的,是考虑到这一误差之后的“保守的估计”。
  腐败或寻租活动何以在中国社会演变为如此普遍的现象?读敬琏先生这部文集,我得到的印象是,就腐败现象本身而言,如果将以往三十年的改革时期等分为二,那么,在改革的前一时期,也就是一九七八—— 一九九三年期间,腐败主要来源于“价格双轨”制度安排之内的寻租。而在改革的后一时期,也就是一九九四年至今,腐败主要来源于金融和土地的权力寻租。请注意这里出现的关键词——价格双轨与权力寻租,它们表达了经济学家对腐败问题的基本看法:市场经济的任何腐败,首先可能源于资本与权力的结盟,其次可能源于对价格的不当管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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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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