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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岳川

  王岳川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国际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南大学特聘讲座教授,澳门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日本金泽大学客座教授。西方文论和美学著作有《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文艺现象学》《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王岳川文集》(韩国十卷本)等。中国思想文化研究著作有《中国镜像》《中国文艺美学研究》《本体反思与文化批评》《全球化与中国》《中国思想精神史论》(四卷本)等。
  
  一年过去了,痛定思痛,更感到痛的重量。
  记得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五号下午,我在海外的大学任教,收到曹卫东博士的手机短信,他说余虹走了,我很震惊。我一生很少失眠,但那一次我却连续失眠一周。
  在北京学者当中,大概我住的地方离余虹是最近的,见面也是最多的,谈得大概也是最深的。余虹走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一直有幻觉,觉得余虹总在我的窗外。我经常熬通宵工作,一回头就能看到窗外的他。我想,他可能有一些未尽的话要对我说,有很多的想法要倾述。古人说,逝者会托梦给活着的人,表达他未尽的想法,但余虹一直没有托梦给我,这更是一个谜。
  余虹走了,他为什么走?而且选择这种决绝的方式?我感到有几个关键问题值得当代中国学人思考。我不太赞成当一个思想者走了以后,将他无限拔高,也不赞成去找一些无所谓的生活细节来填充人们苍白的心或是习惯锁孔新闻的耳朵,我赞成的是依照他所追问的问题去继续思考并深究根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迷茫中寻找思想创新之路。记得二〇〇〇年,我在国外任客座教授两年回国,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学者做西学并在中国推进西学思想已二十余年了,为什么越来越迷茫?我和余虹都是做西学的,他做海德格尔研究,我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并且经常交流看法。可以说,我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做艺术本体论,到八十年代末期做解释学、现象学乃至于解构主义,大抵沿着二十世纪西学最前沿的方法论做下来。到了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边缘化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人走向了市场,有一部分在精神突围,还有一部分守留在学术的原地,但是这块学术变得并不那么可爱了。
  我经常在问自己,“五四”时期,北京大学一些教授提出要废除汉字、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诸说法,启蒙与救亡的特殊里是时代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因为当时中国战争频仍经济疲弱,综合国力地位排名在全球一百位以后,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综合国力地位已经排名全世界第三名,如果文化自卑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仍然甚嚣尘上,那就是一个文化背景错乱的症候。而中国学人遭遇的问题是,西学知识能够给我们怎样的地基?西学知识是否不可以怀疑?西方的思想话语具有的虚无性是否不应该批判?这些问题我曾和余虹通宵达旦地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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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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