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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萋萋忆仙洲


□ 曾昭奋

  四十三年前,我从广州来到北京,到清华大学当助教。大礼堂前大草坪上的情景,一时令我感慨万端。这是全国许多大城市、大学校园中难得一见的大草坪。白天,建筑学专业的学生,就在大草坪上画速写、画水彩。黄昏时分,在晚自习之前,有男生女生,就在大草坪上,或坐或躺,休息、聊天,悠闲而又温馨……
  一九五二年,经过全国性的院系调整,广州,中山大学搬出了中山大学校园,原中大农学院所占八九千亩的广大地盘,成了新成立的华南农学院的范围。毛泽东主席当时还亲笔为之题写了校名,更添一段佳话(全国许多高等院校的题名,看似毛体,绝大多数是好事者东拼西凑所为。华南农学院改为华南农业大学,校名仍用毛体,但也已是拼凑之作)。而同时建制的华南工学院,只占有原中大校园的一角,相比之下,显得拥挤而局促。我们工学院的学生,就爱到农学院的广阔天地里去转悠,并发现那里有几片草地。那原是农学院教授们的实验研究园地,分片试种着适于南方城市作广场草的几个草种。在我们最爱光临的那一片草地上,草儿横向伸展着细细的茎,茎上带着密密的叶。它们相互重叠,相互穿插,密织成一张厚厚的柔软的地毯——一片不用修剪、不用浇水,可坐可躺,可以漫步的芳草地。躺在那天然地毯上,看树、看云、看飞鸟、看星星,硬是跟坐着看或站着看不一样,好像眼睛和所有感官都换了个最合适的位置,轻松自在,风光无限。夕阳之后说白云,无月之夜说星星,说话时用不着看别人脸色,就连嘴巴也变得灵便了。
  一九五七年夏天,我们全班同学在上海一个建筑工地上实习,远离学校,也远离了运动,没开过鸣放会,也没有贴大字报。待到返回广州开始反击右派时,由于没有大字报摘录和会议记录做凭据,一时抓不到右派分子。后来,经过深挖细查,终于从那些在芳草地上发出的闲言碎语中找出了不少右派言论,随之也就挖出了足以占全班同学总数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完成了抓右派的硬指标。批判右派分子时,那片芳草地,理所当然地成了产生右派分子的温床,罪恶的渊薮,远非只是过去常说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了。从那以后,再没有人还敢于跑到芳草地上去,远远地避开它、快快地忘掉它还惟恐不及呢。事实上,自从院校调整之后,对这种与农业生产无关的广场草,早已无人继续进行研究试验,那芳草地,渐自荒芜了。
  而清华大学,就在清华园中心区,在大礼堂前,居然还保有这么一片大草坪,保有一种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温情脉脉的情调和风韵!
  那时候,我们这些从事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教学的教员,往往会谈及全国城市绿地太少、草地几近绝迹的情况,并且引以为憾。有一天,教研组开会,又涉及城市绿化问题。吴良镛教授说:刘仙洲校长西山踏青归来,口袋里装了一些野草,交给校园科的同志,让他们试试看,也许可以成为绿化校园的新草种。话语中充溢着对刘校长的尊敬和感佩。
  从那时起,我开始知道刘仙洲。
  刘仙洲(一八九○——一九七五),出生于河北农村,一九一三年考取河北省公费生入香港大学学习机械工程,一九二四年任北洋大学校长,一九三二年来清华任教。他是机械专业和中国机械史权威,长期致力于中国农业机械的发明与改进,终生保持着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深深关怀与热爱。作为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他以其道德才学,获得全体师生员工和家属们的普遍爱戴
  当我在工字厅前林地边上第一次见到刘校长的时候,他已不再是当年受命阻止袁世凯段祺瑞军队南下镇压革命、实施炸毁铁路大桥的骁勇青年,而是年过古稀的老者。高大而慈和,步履端庄徐缓,穿灰色毛式中山装——就在这中山装的两个口袋里,不久前还装着几种在华北大地上土生土长的野草。
  这是一件小事,很少有人知道。但在解放后二十几年中,发生在刘仙洲身上的三件大事,却以其浓浓的政治含量和冲击力,震动了清华园,影响了全中国。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十八周年这一天,六十五岁的刘仙洲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蒋南翔校长在讨论刘入党的支部会上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爱国的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光荣归宿。”蒋南翔的讲话和刘仙洲《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先后在《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刘仙洲成为全国高级知识分子与旧世界决裂、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楷模和旗帜。光是清华大学,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就有三十多位教授副教授,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一九五八年春天,清华大学在反右运动和反右“补课”(再抓一批右派分子以完成既定的指标)之后,全校掀起了反保守、反浪费的“双反”运动。这是一次轰轰烈烈继续批判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在刘仙洲带动下,“全校教授贴出(大字报)有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多张,平均每人贴近一百四十张”(蒋南翔三月二十七日报告)。四月一日,刘仙洲带领十四名教授,向全校教师提出了“进行红专规划”(包括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培养又红又专建设干部等五项内容)倡议。他依然是楷模与旗帜。但是,由于这次运动本身的缺陷,以及其后接二连三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风暴,不仅令这面旗帜无以张扬,反而被无情地撕裂。历史故意捉弄了这位老人。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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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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