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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出眼光来拿


□ 吴 岩

  我小时候看小说,最初接触的倒不是《水浒》或《七侠五义》,而是《现代小说译丛》和《侠隐记》。我有个舅舅是“创造社”同仁,这些书都是他作为启蒙读物介绍给我看的。当时,我舅舅这一代人,想必认为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对于乳臭未干的孩子,也还是有益无害的吧。《侠隐记》的新译本是《三个火枪手》,1978年10月才出版的,据说是六十年代初就译好排好了,因为“形势”关系,一直没有敢印。《现代小说译丛》里介绍的作家如安特莱夫、梭罗古勃和阿尔志跋绥夫,五四以来都曾热闹过一时的,解放以后,似乎还没有以任何发行方式出版过他们的作品。1936年商务出版了卞之琳翻译的《西窗集》,收的是玛拉美、梵乐希、里尔克、阿佐林等的作品,无论诗和小说,都富有诗意,译文也极为美丽。译者说是向西方开了一个窗子,要请朋友们一起来凭窗远眺。但1949年以来这样的译品就见不到了,这样的窗子似乎暂时都关起来了,直到最近才在《世界文学》上见到了卞之琳新译的保尔·瓦雷里晚期诗四首。
  是不是可以说,解放以来外国文学介绍工作,尽管成绩很大,却一直是小心翼翼的,反而缺乏五四时期“初生之犊”的那股闯劲了呢?
  回忆起来,五十年代初期,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工作是兴旺、热闹过一个时候的,甚至还有点儿滥,有点儿抢译的现象。介绍得最多的自然是苏联文学和俄罗斯古典文学,有的出版社甚至还规定苏联和俄国文学的数量应占全部外国文学的百分之六十。那个时候,苏联的影响是深远的,即便是西欧和其它国家的文学,介绍与否,也是一看苏联有没有译本,二看苏联怎么说。长远规划和选题计划也都是参照苏联的。掌握的准绳,除了马、恩、列、斯提到过的作家与作品外,那就不敢越日丹诺夫所设定的“雷池”一步了;宽一点的,无非是参考一下苏联评论家时常引证的别、车、杜的论点和论据,结果也难免以俄国的美学趣味来衡量欧美的作品。这样,不仅某些西窗是长时期装上了窗帘,而且西方的古典作家也是有幸有不幸的了:巴尔扎克是受到推崇的,小仲马的《茶花女》虽经周总理肯定,也还是至今没有出版,拜伦、雪莱被作为积极浪漫主义者陆续介绍了,济慈却受到冷淡,华滋华斯则无人问津,据说他是消极浪漫主义者,斯各特、迭更斯是作为英国的大小说家出版其长篇巨著的,而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却被批判得一钱不值,因为苏联人写的英国文学史里对她只字不提……
  不过,那还算是好的,还算是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工作的小康时期:滥和抢的现象后来也克服了,人们在一定的框框之内,还是相当有计划地翻译着上下古今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有些质量较高的大部头《丛书》开始陆续出版了,大作家的多卷本《选集》也有了一些,亚、非、拉的作品,不论古今,也逐渐提到出版日程上来了。与此同时,翻译队伍一直在逐渐壮大、成熟,而研究队伍也开始形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五十年代快要结束的时候,介绍外国文学的局面就突然改变了。就上海而论,“作家协会”的大厅里竟好象“做道场”似的,开了七七四十九天的大会和小组会,狠狠批判十八、十九世纪外国文学,越过日丹诺夫的“雷池”,“左”些,再“左”些,把外国古典文学及其译者骂得狗血淋头,司汤达的《红与黑》也在总结大会上给枪毙示众了。司汤达的命运尚且如此,自郐以下更毋论矣!应该补一笔的是:后来文科教材会议确实起了一点拨乱反正的作用;但为时不久,极左的风又刮起来了,虎视眈眈,大叫大嚷,即使是对外国古典文学名著未能忘情的同志,也只好苦笑着说道:“古典总是要出的吧,一个时候多出,一个时候少出或不出,那就只好看形势了。”其实,那时候由于反修,苏联活着的作家已经多年不介绍了,如果欧美的古典一本也不出,那就只剩寥寥几种亚非拉作品和内部发行“反面教材”了。这几年做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出版工作的,都有一种摇摇晃晃,惴惴然“走钢丝”的感觉;到了那个时候,似乎钢丝都快走到尽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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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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