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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关何处


□ 戴 燕

  ● 著译者言 ●
  一九三七年冬,也就是卢沟桥事件发生不久,吉川幸次郎在北京见到了周作人。
  那时的周作人,已经发表了不少关于日本文化的研究,在中国,算得上为数不多的“知日派”,然而,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在他看来是“明净直”的民族,它的对待中国,为什么只有“黑暗污秽歪曲”,只有离奇的“恶意”,比照历年来的考察,周作人觉得还是谜一样的不可理解(《日本管窥之四》,载《知堂乙酉文编》,上海书店一九八五年影印本)。前去看望他的吉川幸次郎直率地说:那是因为你的研究,太注重日本文化里的中国部分了。你把注意力放在平安时代、江户末期和明治的一部分文人身上,看到的就是日本“文”的一面,而非“武”的一面,可在日本历史上,比如镰仓时期,就是“武”的代表。
  见到周作人时,吉川幸次郎才是京都大学一名年轻的中国文学讲师,九年前他到中国留学,在北京住了三年。而自从一九一一年结束长达六年的留日生活归国之后,周作人虽然也在北京大学开过日本文学的课,可他涉猎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日本。一九三七年,正是中日关系紧张到战事一触即发的时刻,迫于时局,周作人无奈地放弃了他的“日本管窥”,但不同的是,吉川幸次郎却跟不少日本的汉学家一样,愈来愈感觉到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的紧迫性。一退一进之间,这两人的截然不同的取向,也仿佛象征着近代以来的中国和日本相互观望时的姿态。
  近代以后的日本,就像人所共知的,不仅在地缘政治上,与中国渐行渐远,用明治(一八六七——一九一○)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话来说,中国和朝鲜,都成了日本在亚洲的“恶友”(《脱亚论》,发表于一八八五年三月十六日《时事新报》)。在西洋文明的冲击和感染之下,尤其经过甲午之战(一八九四——一九九五)、对俄战争(一九○四——一九○五),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并从清朝和俄国手中接掌了对朝鲜的权力,势力直达中国东北,中华老大帝国的形象轰然坍塌,日本一跃而为亚洲强大的新兴帝国,正所谓攻守之势易转,普通日本人对于中国的看法骤然改变,对上千年来浸淫其中的中国文化,也产生了厌恶、鄙夷的心情。
  汉学家的地位自然一落千丈。而远的,不必说到大化革新,就是不久前的江户(一六○三——一八六八)时代,情况也还那么不同。尽管德川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令一般汉学家都无缘接触到现实中的中国,可是借由文献典籍抑或中、朝使者,人们仍有机会认识中国,研习中国传统的文化。某种意义上讲,汉学既是关于中国的学问,也是日本的学问。比如朱子学就被幕府和一些藩主奉为官方之学,曾经占有政治意识形态的主流,又比如赖山阳那样有名的日本史家,也能写一手典雅的汉诗,像他的这一首《岳飞》:“唾手燕云志已空,两河百郡虏尘重。西湖赢得坟三尺,留与游人认宋封。”就几乎没有留下所谓“和臭”(无和臭,是江户时代对汉诗的一种很高评价)。然而,十九世纪后期的开国,却让日本在怀上绵绵不绝的“脱亚入欧”梦想的同时,渐渐淡却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正像曾以“杂种文化”来形况日本的加藤周一所说,当西洋的一切都成为理想,日本也就“一边倒”地从中国掉头彻底转向了西洋。以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汉学,于是无可避免地遭遇了越来越被边缘化的命运,汉学家们则发觉自己忽然变成了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的无声无息的退隐之士,变成了“无用的长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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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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