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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诗歌:诗歌史上最正常的时期


□ 燎 原

  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诗歌,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诗歌外,不同的时代还产生并需要新的文学艺术样式。诗歌在本质上是以独立的艺术形式而存在的文化文明形态,它属于更为深远的精神层面,而非社会工具层面。

  “中国诗歌的现状与出路”这一命题,似已预设了一个结论:当下的诗歌已经陷入病态,甚至病得不轻。否则,也就谈不上为它寻找出路。

  就此我首先想表达自己的一个基本判断:眼下的诗歌——姑且把它设定在21世纪新十年这一范畴,既是当代诗歌史上最为正常的时期,也是最富文本成果的时期之一;一个与198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复兴时期相接近,但体现的内涵形态却不同的时期。假若不是这样,而像众多的文化舆论家和媒体犀利哥们一样,把它称之为最糟糕的时期,那么,最好的时期又是什么时期?是1949年以来的50年代,还是包括了“文革”的60年代,直至70年代?

  舆论对于当下诗歌的鄙薄,大约来自这样一个证据:曾经处在一个时代的关注中心,并有万众参与的诗歌,现如今已经落魄出局,远远脱离了“人民大众”。然而,这个证据所赖以建立的参照系,大致上正是由“文革”末期上推的前30年,那个由大话、狂话所充斥的全民性的诗歌乡场化时代(比如1958年的全民诗歌运动、“文革”中波及全国的小靳庄农民诗歌)。所以,这样的证据,只是一个伪证。

  1979年起始的诗歌复兴期,是一个真正的参照系,诗歌的主体大致上呈现为三种类型。其一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重大历史现实问题的尖锐发言(比如《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将军,不能这样做》),二是哲学文化形态上的思想艺术启蒙(比如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三是从政治风暴裹挟中解脱的正常人性的抒写。由于这种抒写是以人性的扭曲为前提,所以同样获具了精神启蒙属性(比如《致橡树》等等)。由此不难看出,这三种类型无不具有重大或深刻的特征。由于它们与拨乱反正的国家社会政治诉求相一致,诗人们也随之成了一个时代的代言人,接受着社会的致敬。

  而时代代言人的角色,则是自中国新诗诞生不久,即由左翼文化运动对于诗人的倡导;1949以后,更成了国家意识形态派定给诗人的至高定位。此后经过教科书的一再强化,至今已经成为人们大脑中的天然律令,官方与。民众”看待诗人与诗歌的共同标准。

  然而,时代代言人的内涵与性质并不相同,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代,它代表了一种健康的声音;在国家政治浑浊的时代(比如“文革”),它则为浑浊兴风作浪。在国家的政治形态与百姓的精神诉求并不完全一致时,它既可能是指为国家代言,也可能是指为百姓代言。在此我还想表达这样一个常识: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诗歌,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诗歌外,不同的时代还产生并需要新的文学艺术样式。诸如五四时代需要并产生了《女神》,抗战时期需要并产生了《假如我们不去打仗》;而在时间已进入了电子时代和经济社会的当下,社会人群的文化需求空前多元化,并由眼花缭乱的电子文化制品实施供给时,诗歌,已不再是大众的迫切需要!小说和戏剧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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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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