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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纪录片沉重感的缺失


□ 张红军


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纪录片的轰轰烈烈相比,新世纪的中国纪录片似乎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而沉重感的缺失,正是中国纪录片日益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中国纪录影像文体的泛化和软化

纪录影像发展历史中形成的精神和品格是以非虚构的方式,通过对现实的深度切入,真实而理性地反映社会的当前状态及其发展趋势,讴歌社会公理、正义和人类理想,批判那些反人性、反真理的丑恶存在。回顾纪录电影的百年沧桑,其诞生的动力正是对真理正义、对生命的不可征服的坚定信仰。这是纪录电影伟大的传统。因此,深沉的价值追求和意义探寻对纪录电影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从题材上看,躲避现实前沿是大多数纪录片创作中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当代中国纪录片把普通人和边缘人作为主要表现对象,主动避开对重要社会现实问题的记录和思考。题材选择上明显避重就轻,求小弃大。都市里的保姆(《远在北京的家》)、狭窄里弄的居民(《德兴坊》)、渴望新妈妈的孩子 (《妈妈不在的冬天》)、马路上维持交通的老人(《十字街头》)、初中生(《十五岁的中学生》)、再婚的老人 (《老年婚姻介绍所见闻》)、残疾夫妻(《背个媳妇回家来》)、做好事致残默默忍耐酌好人(《好人方俊明》)、大山里的船工(《深山船工》)等,这些“小人物”的确是中国当代历史中的一部分,但对“小人物”和边缘人的过分关注,造成了大题材的失落和“大众温情”的泛滥,也导致了纪录影像文体的泛化。与此相对照的是,国外的纪录片有大量关注重大题材的作品。《队伍中的老鼠》(澳大利亚1997年)展现发生在市长办公室的政治事件内幕;《被审判的纳粹》(英国2000年)反思德国纳粹的生长历史;《被锁住的时间》(德国1990年)回顾在柏林墙推倒前,作者自己的一段受迫害的政治经历;《选择与命运》(以色列1995年)对二战时期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的回顾;《低语》(韩国1995年)展析“慰安归”问题;《高中》(美国1994年)剖析美国公立中学中存在的教育问题;《第三个清晨》(日本1997年)则记述了发生在神户的大地震。回顾中国当代纪录片,堪与媲美的作品可谓寥寥。
从主题挖掘上看,90年代以来的中国纪录片普遍满足于记录个体的表层生活状态,而回避人生活中制度层面、社会层面的问题,绕开普通人遭遇的主流问题,如失业、教育、司法腐败、政治不公正、社会保障、犯罪等等。在大量描述外在的真实,的同时,而将内在的、本质的真实忽略,出现创作者主体意识的逃遁,这是90年代中国纪录片整体意义上轻飘平淡并逐渐边缘化的另一重要原因。国外许多成功的纪录片也反映普通人生括,例如《被强暴的妇女》、《高中》、《黑色收获》、《时代》等,然而却对社会深层问题进行深刻地透视,其主题是沉甸甸的。获奖纪录片,《芝麻酱还得慢慢调》讲述了京城的一个老大爷的平常生活。唱京剧,看足球,慢慢地把芝麻酱调上八遍,这就是全片所展示的内容。这是怎样的轻飘和休闲!

精神自弃的无奈选择

90年代以来中国纪录影像文体沉重感的缺失,不得不说与纪录片创作者的精神自弃和精神软化直接相关。纪录影像的文体力量生成于创作者对现实的关怀之中,这就意味着从事纪录片创作的创作者,首先应该是一群具有思想者质素的人,其次要有一种沛然盈溢的人文精神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感。从本源上看,纪录片是西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来探讨社会的武器,不以观赏和消闲为目的,而是以反映社会、探讨现实为己任。纪录片是现实之镜,它应该比任何其他影视作品更深切人而不是避开社会现实;它需要积极介入社会主流、参与社会生活,而不是在边缘低声吟唱;它决不仅仅是照相式的反映和记录,而是一种探讨和思维的方式;它渗透着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
在当今中国的纪录片制作队伍中,不仅具有思想穿透力,能够洞察重大社会问题的创作者微乎其微,就连勇于突入社会、直面现实的作者也少之又少。大量体制内纪录片创作者制作纪录片的动机体现出极度的功利化或极度的世俗化。拍摄纪录片的惟一目的就是获取经济利益或捞取政治资本。一旦离弃了创作者的精神家园,创作者自然会自觉选择逃避现实,放弃思考。而这是与纪录影像文体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纪录片创作者的精神自弃和精神软化与时代语境紧密相关。90年代汹涌而来的大众文化浪潮,使得以对终极意义、绝对价值、生命本质的孜孜追求为己任的精英文化迅速被推挤至边缘地带。在整个影视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平面化、游戏化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深沉思考被无情地放逐了。人们不再把文化产品当作济世救民的法宝,不再有伟大的理想和生活目标,不再有坚忍不拔的精神信仰,不再把重建生活的崇高意义当作自身行动的前提。严肃与崇高被游戏与娱乐所替代,悲剧仅作为喜剧的元素而存在,审美也不再是超度芸芸众生的理想价值之境,它已然是人们为自己的生活编织漂亮外衣的感性依据。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面对市场经济的泡沫,关注社会、关注深度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分裂,价值观的多元化蜕变、精英文化的被遗弃、神圣感的消失,使得纪录片创作者在备感迷离的同时,很快从用理性话语影响社会逐渐转向“大众温情”式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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