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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与现代转型——“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研讨会综述


□ 周 瑾

  2006年12月14日,由中央美术学院和上海美术馆共同主办的“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美术馆拉开序幕。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美国的五十余位专家学者提交论文近四十篇,围绕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教授主持的“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课题展开了为期三天的讨论。
  该课题历时七年,研究成果初步体现为四十万字的专著和两千幅图片构成的文献展,试图对20世纪中国美术进行全面梳理并给出明确定位,其后所隐含着的则是立足美术领域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型作出积极回应,提出一个切合中国现实的现代性理论架构,并对其超出美术学科和中国范围的普遍性抱有合理的期待。这直接源于潘公凯参与美术界“八五新潮”美术论争以来对中国画出路的思考,并承接了其父潘天寿先生从艺术创作、理论到教育都直面中国画及中国传统文化之当代命运的探索与担当。1992年赴美国考察当代主流艺术一年半,潘公凯得以深入思索艺术中的现代性问题和艺术的边界问题,并回过头来在中国画中发掘传统主义的现代意义,进而追问中国自己的现代主义艺术存在的可能性:从20世纪中国美术的问题和经验中,能否引申和建构出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形态?1999年潘公凯正式提出“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研究课题,先后在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招收了四届博士生和一届艺术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主持了数十次课题研讨活动,把他对1840年以来中国美术的整体把握跟中国的现代性经验和问题以及他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反思都联系起来,使其理论构想得到不断阐发和深化:“自觉”,是判断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诸种主张与方案之现代性的基本标识;“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大众主义”,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基本形态。“自觉”和“四大主义”,构成了该课题的基本框架。
  在这一理论构想背后,有着强烈的现实焦虑感和问题针对性。对这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美术史,其性质、身份、形态乃至价值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说法,这是理论阐释的需要,也是现实和未来担当的要求。潘公凯在探索过程中意识到,20世纪中国美术研究最基本的、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定位、正名——明确自己的位置,给予恰当的名份。这个问题要得到宏观战略和基础理论意义上的解决,就必须对现代性问题有超越于西方模式的新的理解和回答。正是在这个高度上,为使20世纪中国美术的分析和判定获得厚实的历史感和坚实的理论支撑,潘公凯进入现代性论域,提出其现代性理解的几个关键概念:未来视野、现代事件、偶在性、连锁突变、自觉。
  “未来视野”,是课题的一个前提性的意识和方法。将现代化视作未来更大巨变的序幕,这是出于对科技生产力的重视及对未来巨变的敏感,并在人类共同前景下给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一个公允的位置和身份。不管先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原发现代性与继发现代性的区别和差距有多么巨大、深刻,在未来视野下就不再是本质性的,而统统从属于整个现代事件的突变。潘公凯突出“现代事件”,强调事件转向——从关注现代话语、结构转向关注现代事件本身,认为西方学者提出的一整套原发现代性的评判标准、运作机制的所谓普适性,应当理解为对后发国家具有示范效应和学习意义,并可以被后发经验所修正和扬弃。与此相关的是“偶在性”的概念。原发现代性结构的产生本身具有历史偶然性,向后发国家传递、植入的过程、结果乃至后发国家内部不同层面、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也都存在着极大的偶发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没有不可变易的范型,而只以突变为共同特征。突变从原发地向继发地传递、扩散而构成“连锁突变”,这是现代性在世界范围扩张的基本模式。潘公凯认为继发地的变异和创造尤为重要,其中的植入和学习当然是现代性事件,应对乃至抗衡同样是现代性事件,甚至更能体现继发地的社会文化生命力和自主性。在整个连锁突变的传递、点燃过程中,潘公凯以“自觉”作为继发现代性的起始与标识,它既关乎目标、策略,也涉及行为、身份。这个概念也适用于原发现代性,表现为观念层面对社会层面的纵向自觉,但继发现代性在纵向自觉之外更有横向的自觉,在观念意识对于社会突变的感知与思考之外,还存在着对原发现代性之传递、植入的自主反应和策略应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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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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