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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词语-注释”:汉语欧化与知识建构


□ 文贵良

  摘 要:晚清“新名词”以何种方式被汉语接受成为晚清言说的重要事件。通过分析“词语-注释”的三种类型——词典、栏目集注和单篇夹注,不难发现,“词语-注释”的汉语造型,从现代汉语生长的角度看,一方面完成了“新名词”被汉语接受的艰难任务,另一方面也实践着汉语欧化的不懈努力;从知识谱系的角度看,“词语-注释”的汉语造型也是晚清知识建构的方式和内容。
  关键词:“词语-注释”;汉语欧化;知识建构
  中图分类号:H1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02-0146-11
  
   “新名词”大量涌入汉语是晚清最显著的语言事件,“新名词”以何种方式被汉语接受无疑至关重要。晚清的中国士人面对千姿百态的“新名词”肯定有着难以遏制的惊奇,像梁启超这样热衷介绍西学的人,如何让“新名词”在汉语表述中得到认可,尤其是让读者在阅读中最大宽度地接受,成为书写要善待而且亟待处理的问题。选择“新名词”融入汉语的方式,从晚清时代的书写角度看,这是开通民智这一时代主题的必然要求。从语言发展的角度看,这是现代汉语生长的内在趋势。就后者而言,不妨把“新名词”进入汉语的过程,看作是汉语欧化的方式之一。欧化可以有几个层次,词汇上的,语法上的和叙事上的。就两种语言最初的交流而言,是从词汇开始的。晚清汉语与西语(包括日语)的交流就主要体现在词汇的层次上。晚清汉语与西语在词汇方面的交流,除了西方传教士的各种表述要涉及外,清朝驻外官吏的日记、奏章、游记等各种表述也会涉及,如果从文学文本的角度看,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和《己亥杂诗》可能具有典型意义,即黄遵宪采取的“诗歌文本”加“注释”的方式,完成的效果不仅仅是描摹了域外的某种景观和某种事物,同时也是完成了对某个“新词”的引入。“文本-注释”的汉语造型不仅是黄遵宪诗学语言的表达方式,也是汉语欧化的最初方式(注: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论述。)。不过“文本-注释”的欧化方式,要消耗太多的语言能量,不符合语言交流的经济原则。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翻译盛行,西学随着报纸杂志媒体的发展而广泛传播的时候,“文本-注释”的欧化方式已经不能适用于书写者的表达要求了。这时一种新的欧化方式自然诞生了,笔者概括为“词语-注释”的汉语造型。
  罗常培在《语言与文化》一书的第四节“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中认为:“所谓‘借字’就是一国语言里所羼杂的外来语成分。” (注: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他把近代汉语里的外国借字分为四类:声音替代(phonetic substitution);新谐声字(new phonetic-compound),如化学名词铝、钙等;借译词(loan-translation),如“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超人”(Ubermensch)等;描写词(descriptive form),如胡椒等(注: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7页。)。罗常培的“借字”侧重构词内部特色,在此则着眼于新词语进入汉语语境的造型分析。在笔者看来,晚清“词语-注释”的汉语造型主要有三种形态:词典,栏目集注和文篇单注。
  
  一、晚清词典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出要编辑“字典”,即西方的词典,按照26个字母编次,古今万国事务都能具备,梁启超认为中国没有这样的书,杨雄的《方言》近似之。在他看来,如果“通文法,明大义”,再加上得一词典,则可以尽读群书。他举了一个例子,古今中外称呼“君天下者”,不下十种(注: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如云君天下者,三皇谓之皇,五帝谓之帝,三代谓之王,秦后迄今谓之皇帝,皆谓之君,亦谓之后,亦谓之辟,亦谓之上。蒙古谓之汗,或谓之贝勒,回部谓之沙,俄谓之沙,突厥谓之苏鲁丹,日本谓之天皇,西藏谓之赞普,欧洲诸国,谓之木那克,亦谓之爱伯劳,亦谓之塞佛伦,亦谓之尔路漏,亦谓之金,亦谓之伯理玺天德云云。”),如果有词典则容易掌握。他认为编辑词典的好处还在于,能为日后史书写作如《国语解》做准备。《国语解》是辽金元三个朝代的史书中为了明晰他们本民族的语言与汉语的区别而作的,“国语”指的是这几个统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因为清政府是满族,清史将有《国语解》。由此提出了“公定译名”的主张。梁启超还提及在康有为的指导下,何穗田等人正在编辑的《识字》《文法》《歌诀》《问答》四书即将出版,而《名物》一书也将开始编写。
  张元济致信严复询问翻译可否先翻译“专门字典”,严复(1899年4月5日)的回答是“事烦而益寡”。“盖字典义取赅备,故其中多冷字,译之何益?鄙见不如随译随定,定后列为一表,以后通用,以期一律。” (注:王木式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8页。)但是大约十年后,严复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在1908年,“译科进士”颜惠庆主编的《英华大辞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为其写序,认为西方辞典有大有小,“皆以备学者之搜讨,而其国文字所以不待注解而无不可通也”。中国“字书”从《尔雅》到清朝的《康熙字典》和《经籍纂诂》,“集二千余年字书天演之大成,所以著神州同文之盛”。其特点是“释义定声,类属单行独字”,但是中国“名物习语,又不可以独字之名尽也” (注:严复:《<英华大辞典>序》,载《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3、254页。)。于是《佩文韵府》出来补助。但是“字典部画相次,而韵府则以韵为分”,难以吻合,因为中国文字,本在“六书”。欧西采用“字母切音”,容易获得成就。西方的辞典,能够整合中国字典和韵府(注:严复:《<英华大辞典>序》,载《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3、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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