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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悲剧引论》诞生记


□ 熊元义

从一九九三年到二〇〇五年,整整十二年,《中国悲剧引论》终于完成了。
十二年前,当我踏进这个领域时,全然不知这座山峰的高大、陡峭和险峻。真是“无知者无畏” !我完全是凭着一股蛮勇和血气攀援而上,“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好在攀登这座高峰,没有外在压力,没有时间限制。而这十二年还不至于是熊瞎子掰苞谷,一九九五年,我在《理论与创作》第五期上发表论文《悲剧的追求与消解》,为一九九五年《新华文摘》第十一期“论点摘要” ;一九九六年,我在《戏剧文学》第八期上发表论文《也论中国戏曲悲剧的大团圆问题——黑格尔的悲剧观与中国戏曲悲剧观的比较》,为《新华文摘》第十一期全文转载。这些点点滴滴的收获都鼓舞了我继续前进。
在攀援这座山峰的道路上,永远感念或怀想的是那些递给我扶手的人。一九九四年,我将写了一年多的论文《黑格尔的悲剧观与中国悲剧的大团圆》,投给时任《文学评论》主编的侯敏泽先生。侯先生认为我的论文对中国戏曲悲剧的大团圆现象的把握有创新,但要求我修改,即先由近现代以来人们对大团圆现象的典型批判引出问题。我按照侯先生的意见,将论文修改成《也论中国戏曲悲剧的大团圆问题》。他说可以发表,安排在二〇〇五年《文学评论》第五期或第六期。但是,侯先生不久查出了不治之症。他坚决要求辞去主编之职。真是人走茶凉,由他签发的拙作也不了了之。虽然他过问过几次,但仍然没有结果。我不能再等了,初稿《黑格尔的悲剧观与中国悲剧的大团圆》都在一九九五年《戏曲艺术》第三期发表了,并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一九九五年《戏剧、戏曲研究》第十一期转载。而修改稿件反而惨遭搁置。一九九五年底,在一次会议上,我结识了《戏剧文学》的主编李文华先生,跟他谈起了拙作《也论中国戏曲悲剧的大团圆问题》在《文学评论》的遭遇,问他要不要。他说,你寄给我。这样,拙作《也论中国戏曲悲剧的大团圆问题——黑格尔的悲剧观与中国戏曲悲剧观的比较》就在一九九六年《戏剧文学》第八期上发表出来。接着,一九九六年《新华文摘》第十一期全文转载。当然,《新华文摘》转载不一定是最优秀的文章,而不少优秀的文章常有遗珠之憾。正如韩愈所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之称也。”转载或多次发表的确不是衡量论文质量的惟一标准和可靠标准。但是,在这个缺乏公正评价的时代,尤其是在这个鱼目混珠、易于埋没的时代,如果是一篇真正有价值的论文,转载或多次发表对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就至关重要,至少增加了它获得公正评价的机遇。
这十二年,我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雨,看到了不少人间的世相。无论对人,还是对事,都有了较为深切的感受。这些人生感受的不少部分已融入我对中国悲剧的认识中。我时常朗诵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体会到陈子昂在拍栏杆中也有一种担当,不觉豪气倍增。
一九九八年底,在郑欣淼先生的要求和关心下,我将我对中国悲剧探讨的系列论文收入华文出版社出版的专著《回到中国悲剧》中。随后,我又写了《关于中国悲剧——钱锺书与王国维近半个世纪的学术对话》,收在《拒绝妥协》(花山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一书中。
从二〇〇二年下半年起,我决定博士论文做《中国悲剧引论》这个题目,集中三年时间,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悲剧理论体系。这个设想得到了郑欣淼、王先霈、孙文宪等先生的支持和肯定。在二〇〇三年,《中国悲剧引论》又成为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悲剧论》的一部分。可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很可能将我置于死地。但是,我又深知没有这种压力,《中国悲剧引论》的完成将会遥遥无期,甚至不了了之。两害相较,只好迎难而上。
可以说,《中国悲剧引论》融铸了我十二年的大部分心血。不能透彻地了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不能全面把握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是很难真正领略《中国悲剧引论》这片风景的。正如尼采呼唤希腊精神复活,是为了更新和净化德国精神。而悲剧的再生,就是德国精神的新的灿烂希望。尼采指出:“在外来入侵势力迫使德国精神长期在一种绝望的野蛮形式中生存,经受他们的形式的奴役之后,悲剧时代的诞生似乎仅意味着德国精神返回自身,幸运地重新发现自身。”我挖掘和弘扬中国悲剧的精神,就是在这个粗鄙实用主义泛滥的时代重拾希望。
《中国悲剧引论》的有些篇章,可以说是经过反复修改而成。即使在发表以后,甚至在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相关刊物转载以后,但在收进《中国悲剧引论》时,也作了相当大的修改。虽然基本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很多思想和认识却得到了完善、提高、修正和补充。有些篇章,思考和写作的时间较长,第六章《命定神话与中国悲剧精神的消解》从一九九八年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起到二〇〇四年基本定稿,就有六年之多。二〇〇三年,我将对文艺的命定神话这个问题五年的思考写出初稿《中国悲剧精神的强化与消解》,在二〇〇三年七月二日《光明日报》上发表部分内容,在二〇〇三年《戏剧文学》第十期上发表全文。在这个基础上,我又经过一年的紧张思考和写作,二〇〇四年上半年终于全部完成。虽然后来还有补充和个别地方的修正,但基本内容没变。第四章《中国悲剧在西方悲剧理论中的位置》,写作时间就整整一年。内容和结构调整修改不下二十次,题目就换了好几次。真可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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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5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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