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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与新变


□ 翟文铖

  ●翟文铖

  众所周知.进入新时期以来红色叙事的真实性和文学性受到质疑,一度陷入沉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和“五个一工程”等政策的倡导,《铁道游击队》、《红日》、《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青春之歌》、《红岩》等一批红色经典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再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实际上,除了已有的红色经典作为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资源被反复重述和征用之外,无论在题材上还是在审美模式上.红色经典都或明或暗地影响当代的文学创作.甚至可以说新的红色叙事还在不断衍生。当下的红色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和“主旋律”作品比较吻合.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最典型的形态是“主旋律”军旅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反腐败小说也符合红色叙事的某些审美特征。

  红色叙事最根本的特征是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当代“主旋律”军旅小说,在此方面表现特别突出。部分军旅小说以革命战争为题材.以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为推动叙事的基本动力,朱秀海的《波涛汹涌》、翟晓光的《红海洋》、都梁的《亮剑》、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等,在大的框架上,基本上延续了这一叙事语法。以往的军旅小说强调革命意志,赞美我军在装备落后的条件下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当下军旅小说瞄准如何改进装备,争取打赢高科技战争,《突出重围》、《波涛汹涌》、《DA师》、《红海洋》等小说,就此问题做出了深入的探索。以反应当代社会生活为使命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反腐败小说.也映射出了意识形态的崭新价值取向。随着改革的深入,有识之士已经清醒认识到腐败问题能否解决.是关系到国家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主流意识形态主张“反腐倡廉”.对“反腐败小说”持积极的扶持态度。张平的《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周梅森的《绝对权力》、《国家公诉》,陆天明的《大雪无痕》,李佩甫的《羊的门》,张宏森的《大法官》,王跃文的《国画》,毕四海的《财富与人性》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总之,1990年代后的“主旋律”军旅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反腐败小说.或者继续沿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基本观念,或者和当代的主流政治话语保持一致.都表现出了浓厚的意识形态性色彩。

  新时期以来.源自西方的新历史主义观念对社科科学研究影响极大.该理论对历史的规律性提出了质疑,历史进化论遭到责难,历史的偶然性和文本性得到了强调。当代的红色叙事却不为所动,坚信历史遵循不断进步的发展规律,这种上升的历史观念表现在作品中,那就是作者永远按照“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的思路设计情节,“主旋律”军旅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反腐败小说都是如此。比如“现实主义冲击波”.对现实的严酷性揭示得不可谓不真实,但困难总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解决。《大厂》及其续篇中那“光明”的尾巴,不惜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足以证明红色叙事历史逻辑的诱惑力。

  在当代,许多作家都反对塑造英雄,特别是新写实作家和新生代作家。但红色叙事离不开英雄塑造.卡里斯玛人物与意识形态表述历来互为表里。红色叙事弘扬的英雄有两种,一种是战斗英雄,一种是梁生宝(《创业史》)那样的社会主义建设阵线上的英雄。部分军旅小说继续进行战斗英雄的塑造,表现老军人战争年代英勇无畏事迹。如邓一光的《我是太阳》、项小米的《英雄无语》、石钟山的《父亲进城》和《军歌嘹亮》、都梁的《亮剑》、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等。对于这些战斗英雄的书写,作者往往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崇拜心情和挽歌情调。和平年代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只有社会建设和变革的阵线,“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反腐败小说都不约而同地塑造了一批反腐败英雄形象。《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大雪无痕》中的女镇长陈凤珍,《抉择》中的李高成,《大雪无痕》中的方雨林,《十面埋伏》中的何波、罗维民、史元杰,《人间正道》中的卢定安,《至高利益》中的贺家国,《大法官》中的李莫雷,等等。这些形象实际上是党的化身.他们的英雄行为是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法律的体现,代表着国家肌体中的白细胞。他们往往以超强的个人能力和艰苦的斗争,切除社会腐败的毒瘤,重建了正义秩序,让社会肌体恢复健康和生机。他们象征性地解决了社会矛盾,给焦虑的公众提供心理的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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