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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文献整理的文献学方法及其规范——以“燕乐二十八调”的研究为例


□ 杨晓霭 李 玫

  音乐文献整理中,文献学方法的运用有失规范,影响到对中国古代音乐史诸多问题的认识与总结,“燕乐二十八调”的研究是为显例。文章围绕这一问题的整理研究,利用目录、选择版本、校勘注释、考订辨伪、义理分析等基本方法展开讨论,强调正确运用文献学方法的重要意义。
  
  当我们引进了“音乐学”(musicology)这个概念时,我们看重的是这个术语的后缀-ology,它表明这是一个关于音乐的知识系统,这就意味着研究方法要遵循学科规范。研究音乐史,最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在分析理解音乐史料,并将这些史料与保留至今的音乐传统以及出土文物相互联系起来思考。这个与文献挂钩的环节就产生了音乐学的一个分支——音乐文献学。从前辈王光祈、杨荫浏等人的里程碑式的学术成果中,我们看到了文献工作是保证其学术成功的重要基础。他们的成功经验也为我们竖起一个榜样:中国古代音乐研究要与传统学术结合起来。中国音乐的研究者也同样认识到:中国古代音乐叙事有自己独特的描述、记录音乐和理解音乐的方式及传统,但在记录专业知识的同时,这些音乐文献也是在中国古代学术的规范背景下形成的。所以,在研究古代音乐史问题中,不仅要重视音乐文献,更重要的是要以文献学方法来认识、理解音乐文献。
  要泛泛论文献学,说起来极简单,即关于文献典籍搜集、整理、研究的学问。艰难的是,从哪里搜集,如何整理,又怎样研究。因此,应用文献学的技能并不是容易的事。文献学实际上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就文献整理而言,即关涉到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考订、辑佚等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各种学科的相互贯通及其长期实践,形成了各学科的基本原则与基本规范。比如在文献整理中,孔子整理校释“六经”时所总结的“多闻阙疑”、“择善而从”、“无征不信”的原则与方法,即为后代文献典籍整理者所信守。再如具体到校勘学,汉代刘向、刘歆广备众本,互相对校,校字句、订脱误、删复重、增佚文等方法,清代章学诚《校雠通义》即将之树立为“宗”。而现当代学者的古籍校勘,陈垣“四校法”则堪称“模范”。文词注释,荀子的“循名责实”,为精确地辨析、训解词语指明了道路;释事释义,唐代李善《文选注》,历来被看成古注之佳作。辨伪学上,从来都以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为训,以资提醒对古文献的整理采取审慎态度。考据学派的诸多“技能”,均成为文献整理研究的“守则”。
  方法运用的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结论的是否真实,尤其是对古典文献的整理,所求的就是“真实”的文献效果。没有正确的方法,或违背学科的基本原则,即失去了规范。在不守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难以达到信实的结论,这也是不难理解的。虽然音乐文献有其特殊性,但是当我们面对“不闻其声”、仅存文字的古代音乐典籍时,实际上的工作就是古籍整理,这可以说与一般文史学界的古籍整理工作没有区别。当音乐学界的人们要进行这样的工作时,只不过是以“音乐人”的身份在从事古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仍然应该以一般意义上的文献学理论原则、工作方法为指导,遵守文献学的规范进行研究。本文即以“燕乐二十八调”的研究为例,来探讨运用正确、规范的文献学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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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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