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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


□ 刘梦溪

  [摘 要]虽然近年来学术界、文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陈寅恪其人其学,但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位大史学家的了解还有限得很,对他的学术创获、学术贡献和学术精神尚缺乏深在的研究。陈寅恪之学的精神义谛大致可以归纳为九个方面:第一,陈寅恪是最具独立精神、最有现代感和历史感的历史学者。第二,陈寅恪的基本文化态度,是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第三,陈寅恪的主要文化理念,是文化高于种族。第四,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第五,陈寅恪是一位学术奇迹的创造者,他的后三十余年的著述,都是在目盲体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第六,由于陈寅恪对为学的材料资源的特殊重视,在观念上扩大了材料的应用范围。第七,陈寅恪创立了独特的解释学,即“古典”和“今典”双重证法的阐释学,认为阐释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方可这致对古人“了解之同情”。第八,陈寅恪一生的最大著述是《柳如是别传》,其历史书写的旨趣是“借传修史”,即通过为一代奇女子立传来撰写明清文化的痛史。第九,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实与百年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及他的家族的命运遭际有直接关系。
  [关键词]陈寅恪学术思想精神义谛
  [作者简介]刘梦溪(1941—),男,山东省黄县人,出生于辽宁,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文化》杂志创办人兼主编,艺术文化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和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我不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什么“陈寅恪热”。但近年学术界、文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人)其人其学,这个特指名词的报刊引用频率日见增多,则是事实。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位大史学家的了解还有限得很,对他的学术创获学术贡献和学术精神尚缺乏深在的研究。下面,我以平日研习所得,对义宁之学的精神义谛稍作分梳。
  第一义谛,陈寅恪是最具独立精神、最有现代感和历史感的历史学者。他的学术精神的指归,就是他一生之中一再表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29年,他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最早提出这一思想。他在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宜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27年6月3日自沉于颐和园之昆明湖鱼藻轩,是20世纪学术思想史上的大事,百年以降,异说异是,不胜纷纭。岂知陈寅恪在王国维逝后的第二年,就以为追寻“独立自由之意志”而“殉之精义”对此一课题给以正解。事过二十四年,也就是1953年,陈寅恪在撰写《论再生缘》一书时,又提出:
  “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情实感,亦堕世俗之见矣。不独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辈,亦莫不如是。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再生缘》在弹词体小说中所以一枝独秀,陈寅恪认为原因非他,而是由于其作者陈端生具有自由活泼之思想,并引串为论,提出“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的绝大判断。
  而1954年通过《柳如是别传》一书的撰写,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升华至悟民族精神元质的高度。也可以说《柳如是别传》的历史写作的旨趣就在于此。所以他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章里郑重写道:“盖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平生才识学问固远不逮昔贤,而研制领域,则有约略近似之处。岂意匪独牧翁之高文雅什,多不得其解,即河东君之清词丽句,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始知禀鲁钝之资,挟鄙陋之学,而欲尚论女侠明妹文宗国士于三百年之前,诚太不自量矣。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阕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婪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则《柳如是别传》一书的思想题旨,陈寅恪已秉笔直书,即欲“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特别是1953年与汪锾的谈话,陈寅恪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义谛,表述得更为直接,更加不容置疑。这就是有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他说: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雨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通观50年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在中国现代学人之中,没有第二人能够像陈寅恪这样,把为学的这种精神义谛保持到如此的强度和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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