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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乡漫记


□ 张 鹏

  张鹏生于一九七四年,山东泗水人,上海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曾从事过中学语文教育,后考研考博,从事现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曾在《人民论坛》《名作欣赏》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业余从事散文随笔的写作。
  
  我曾经给我的学生讲过这样一句话:“一个距离故乡太近的人是没有资格思念故乡的!”在赴上海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我在泗水小城读完了从小学到电大十四年的学业,并且教书五年,直到二十六岁才考上硕士研究生,到邻县曲阜师范大学读书。泗水距曲阜二十七公里,我却用了二十六年的时间才走到。硕士毕业后到泰安教书,泰安距曲阜六十八公里。也就是说,假如经过泗水、曲阜、泰安三地画一个圆圈,此圆的半径不会超过五十公里。这曾经是我比较自卑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泰安教书时,我班上的本科生有些来自福建、四川和陕西,我甚至觉得没有资格给他们上课,因为他们来自那么遥远的地方。可能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语在脑子里扎根太深,也可能是因为十九岁高中毕业时最渴望远游读书却被残酷压抑,只好在故乡痛不欲生地读电大,也可能是远方对我太有诱惑力。总之,我是一个近乎病态的渴望远离故乡云游天下的浪漫主义者。火车鸣笛启动时,坐在上面的我最有激情和力量。记得在泗水最苦闷的日子里,我曾经趴在铁道上深情地抚摸冰冷坚硬的铁轨,两条寒光四射的铁轨向远方无限延伸,带走了一个文学青年最渴望远走高飞的心――我知道,全国的铁轨都是相互连接的,我的身体产生的生物电会通过铁轨辐射到遥远的地方,尽管极其微弱。
  寒假的回乡之旅,我是从上海一路站着回到泰安的。腰酸腿疼并没有让我难受多少,相反我很满足。看着满车上打工返乡的农民工,他们大多是建筑工地上的主力,满面的灰尘,满面的疲惫,他们是沉默的也是失语的。此时我会感到专门拿出若干年的时间学习文学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许多农民工都是我的同龄人,有的比我还小。他们离开田园和妻子,奔波挣扎在都市的建筑工地上,仅仅是为了挣钱养家,为了儿女的学费。
  一夜的长途旅行,天刚破晓时我在泰安下火车回家。午饭时去学院聚餐,乃是学院领导专门招待已获博士学位和在读博士生的。一想到博士毕业后还要回来教书,我的身心就会强烈地痉挛。葛红兵先生的一句话不时地在我脑海中闪现:户口和档案是我的敌人!是的,在宿舍里我与舍友经常发出这样的天问――一个人优秀到什么程度才能留在上海呢?遍地开花的硕士博士们都拿着求职简历妄图进入高校,已经进入高校的我妄图进入北京上海的高校。上帝在中国布置了超级豪华、极端富有的京沪两个大都市,令人艳羡又令人绝望。在上海大学的泮池边散步时,我极其庆幸又极其颓唐,毕竟自己已经来到上海,但是一想到有一天会离开上海,而且这儿的人们还是在这儿散步,作为匆匆过客的我仅仅是在有限的几年中来走一趟,我的心里就会无法平静。如今,半年已去,又回到泰山脚下的小学院里,百感交集,浮思联翩。
  北方的家里暖气充足,怒放的蟹爪兰娇艳欲滴。妻子和儿子让我感受到天伦之乐。世界上除了核心期刊论文、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和哲学随笔之外,还有另一样的内容。有时我也想过,课时费、津贴、热茶热饭、老婆孩子、北京二锅头、猪头肉、时令蔬果、唐诗宋词、《鲁迅全集》、游山玩水、休闲自得,这也是一份不错的选择。但是世界上偏偏还有博士学位,还有北京上海,还有签名售书,还有演讲报告,还有鲜花和红地毯,还有无限的远方的无限的人们,一想到这些,我就无法蜷伏泰山脚下自得其乐。我必须把自己与考博英语、中国现当代文学、火车票、借书证、写作、投稿、《小逻辑》、利奥塔、中国期刊网、关键词、英文摘要联系起来。或许,曾祖父当年给我取名“张鹏”时就希望我长大后云游天下,搏击长空。
   旧的身份证要换代,我去办理新一代身份 证。在派出所的户籍管理科填表,看着那个十八位的身份证号码,我觉得悲哀。在数字和编号面前,每个人的个性被抽空。即使是李白杜甫曹雪芹生活在今天,恐怕也要给他编个身份证号码吧!他们如果要用手机,恐怕也是个十一位的号码吧!前一段时间学校里涨工资,也是要填表,一个极其复杂的表,有好些栏目我不会填。按照正常思路,我跑到人事处劳资科咨询,但是没人告诉我如何填,我只好按自己的理解填,交上以后反复折腾数次,复印修改若干遍才罢休。不光我,所有的同事都被填表折磨得仿佛得了便秘的病人。填表之前没有人给你讲解,填完后反复让你修改。填表无休止地蚕食你的自信和自尊。同事说我患有“填表恐惧症”,难道是因为我对表格过敏?填表,或许也是每一个现代人都无法逃避的命运。表格的模棱两可、荒诞诡秘、废话连篇和生硬牵强像鬼打墙一样折磨着我。在田野里散步的时候,我觉得真好,我可以随便乱走,大地无言,也没有列表格,为什么人类要制造如许多的表格呢?
  二月四日黄昏,步行到我读过高中的泗水一中。正是晚自习前的一段时间。径直奔赴我呆过的二楼的那间教室。教室里坐着的是一个高三理科班的学生们,他们刚吃完晚饭就在教室里坐着,到底能否读得进去书我不知道。高三的教室里,桌子上堆满了讲义、资料、模拟考卷。男生不太刮胡子,女生不太勤洗头发。教室里的空气较为沉闷。学生们听说我是在高校教书的在读博士,颇为羡慕。为了不影响学生看书,我呆了两三分钟就出来了。在这间教室读高二时,我认识了后来对我影响深远的靳新来先生。那是一九九一年的秋季,他刚从二中调到这里教书。他并不教我语文,而是教我的邻班。因为一次我的作文被我的语文老师在办公室里大加赞赏,他看了之后约见我。认为我是个可以在文学上有发展的学生。他还告诉我,他正忙于考北京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他知道我喜欢读书,就借给我好多在小县城书店里无法买到的书,比如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周国平的《人与永恒》、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钱钟书的《谈艺录》……有些书直到读了硕士,我的不少同学还没读过。我经常自豪地认为,在高中时代我就受过类似于研究生的教育,靳新来老师则是我的启蒙导师。靳老师在我高中毕业那年考北大差几分,被推荐到天津师大读硕士。我们的联系从未中断过,他对我的鼓励和引导也始终如一。如今回忆起靳老师激情澎湃的讲课和对我的关心呵护,觉得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竟会大到这种程度,真是不可思议。泗水一中的校园里,留下了我对文学最初的感受,留下了我最初的自信,最真纯的理想。读高中时,我们一帮文学青年在秋夜的泗河畔点燃熊熊的篝火,大声朗诵海子和普希金、顾城、北岛的诗歌,即兴吟诵朦胧诗,唱流行歌曲,然后用烤热的泥土和死火余烬把大块的红薯焐熟,掰开冒着热气就吃。那是一个文学的天堂,那是颓废、激情、幻想的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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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8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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