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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和平与女性主义


□ 陈顺馨

  一听到“和平”,你的脑海是否马上出现“战争”?还有男人?
  的确,对很多人来说,“和平”是一个相对“战争”的概念,因为我们在传媒看到的“和平”事件,大多是一些国家元首签署和平协议和握手,或者是联合国某大使在发生冲突的民族或国家之间斡旋,而这些元首和大使,大多是男人,好像男人在缔造战争的同时也缔造和平。
  因此,去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肯尼亚的妇女运动与环保运动推动者马塔伊(Wangari Maathai) 的时候,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不是因为马塔伊是个女人,而是认为“环保”与“和平”风马牛不相及。就此,马塔伊回应道:“很多战争都为争夺资源:中东战争为了争夺石油、水源和土地,非洲战争为了争夺矿产、木材。我认为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眼光已超越了战争本身,到达如何防止战争发生的层次上。”她还精辟地说:“善用资源,我们便播下和平种子。”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委更为马塔伊对于和平的理解,加上一层性别色彩,说马塔伊是“用神圣的方式让可持续发展与民主人权,特别是女性权利,拥抱在一起”和“把科学、社会责任与政治活动结合起来,她的策略远不止于保护环境,而是确保并强化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
  马塔伊不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女性,而是一百多年历史上的第十二位。在这十二位女性当中,有不少政治精英,如一九九一年获奖的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一九七六年获奖的反对北爱尔兰宗派暴力的威廉斯(Betty Williams)和科里根(Mairead Corrigan)等,也不乏个别出名的妇女领袖,如二○○三年获奖的伊朗人权律师伊巴迪(Shirin Ebadi)、一九七九年获奖的印度扶贫工作者德兰修女(Mother Teresa)等,而从国籍或族裔看来,早期的获奖者还更多是来自欧美国家的,如分别于一九三一年和一九四六年获奖的阿扎姆斯(Jane Addams)和鲍尔奇(Emily Greene Balch)均为“促进和平自由国际妇女协会”组织的美国籍成员。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由男性和精英主义主导的诺贝尔和平奖所体现的和平概念,大多离不开防止国族、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和战争,以至修补这些冲突和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如地雷、疾病、不安全、冷战等。虽然偶尔出现一些如德兰修女、无国界医生这样的获奖者,但也难突破主导的“和平”概念。这次马塔伊获奖,虽然仍然带有某种精英色彩(她是肯尼亚的副环境部长和生物学博士),却打开了“和平”工作的另一种可能性,即把保育环境和提升权益意识作为防止一般为争夺资源而发动的战争的策略,而环保工作与妇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结合的,而诺贝尔和平奖评委所指出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基础,必然包括种树运动带来的人文生态改变,即妇女从运动中获取的人权和妇权意识,将成为她们持续这些工作的动力。 很抱歉,暂无全文,若需要阅读全文或喜欢本刊物请联系《读书》杂志社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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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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