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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严文井


□ 孟伟哉

[编者按]
本刊首任主编、现顾问严文井同志2005年7月20日在北京病逝。严老长期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主要领导,对我刊编辑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现特刊发本刊前主编孟伟哉同志的回忆文章,以表达我们全体同仁对严老的哀思。
文井同志与世长辞,我心伤悲,自得悉这一噩耗,便沉浸于对他的回忆。从1973年中至1987年初,中间虽曾两度中断,在他领导下,毕竟有十余年的工作和接触,对他的离去,心中怎能平静如水。
大约5—6月间,在《文学故事报》上,还看到他以书简形式评论韩少功一部作品,以为他还健康,7月21日早晨,当我的一位学生告诉我文井同志去世时,我深感意外。不过,当说到他享年90时,我又有些欣慰。我觉得我知道他晚年的某种心情,曾隐隐疑虑他能不能享此天年。如此高龄,平静而去,说明他很好地把握着自己的精神和心灵。
记住文井的形象,比熟悉他的姓名更早。
那是1956年3月,在全国青年作家会议上,东交民巷当时的团中央礼堂,于主席台就坐的人中,只有他那苏格拉底式的谢顶,最引人注目。当时,22岁坐在会场里的我,还没能把严文井同这个过早谢顶的人联在一起。何曾料到,十几年后,1973年,我从中宣部五七干校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一名编辑,成为他的部下。
文井住在东总布胡同64号,我1979年春搬到红星胡同14号,相距不足半公里,这成为我同他谈工作和私人交往的地缘优势。
这个64号,不是标准四合院,更非清朝王爷府,毋宁说是大杂院,但中国作家协会几个主要领导人曾住在这里,而到我进出这个院子时,老资格的老作家只剩了严文井一人。
他住向阳的北房,其中有一间实际是坐南面北的铺面房,只不过封闭起来无人做生意了。
如我记忆无误,上世纪50年代《人民文学》编辑部,也在这个64号。
文井写过一篇关于赵树理的回忆,大意是赵因无力使自己一个孩子上比较好的中学而喟叹自己“没有面子”,自己掌自己脸面的情景。这个不无辛酸和咸辣的故事,应该就发生在这个院落。那时,赵树理是否在编《说说唱唱》?
这里没有暖气。我看到,冬天,文井会熟练地生火炉;夏天,他穿短裤,打赤膊,自称“僧”、“佛”。他身体胖一些。
公事之外闲谈时,从未听到文井讲自己有过什么过关斩将的美事,倒是听他讲过自己的“弱项”。
他没有讲过1938年如何到延安、如何进“抗大”、如何在“鲁艺”任教、在延安写过什么东西、在《东北日报》怎样做副总编辑等等,倒是坦率地说过,在中宣部任文艺处副处长时,在中南海,他不擅起草文件,手慢。他说,胡乔木经常让写文件,有时深夜一个电话让写,很急。我写文件慢,不如林默涵,默涵来得快。所以,后来,我就离开中宣部到作协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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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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