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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雅融俗 传神写意


□ 关四平

内容提要元杂剧三国戏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寄寓着元代士人的独特文化心理与人物美学理想。元剧家通过以雅融俗的思维方式和智能化、儒士化、道士化等理想化重寻途径,使笔下三国人物较之“说三分”及《三国志平话》增加了雅化的色彩,更多了写意的成分,形成绘形、传神、达意三位一体的人物美学特征,显示出特有的时代文化意蕴与超时空的审美价值。从中可管窥元杂剧乃至中国传统戏曲的人物美学特征,对当今的戏剧及影视创作亦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三国戏元杂剧人物美学以雅融俗形神兼备

一、引言

元杂剧是中国戏剧艺术真正成熟的标志,其中的精品已成为范本。元杂剧的特有文化意蕴具有启迪性的认识价值,其戏剧艺术方面的开创性成就有着超时空的借鉴意义,值得不断地挖掘和总结。
从戏剧题材的角度观照,元代杂剧作家对三国故事格外青睐。这带来了元代三国戏的空前繁荣。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宝文堂书目》、《也是园书目》、《红雨楼书目》等文献记载,元代的三国故事杂剧可达六十一种(含元明间阙名的作品) ,占了现知元杂剧作品总数的近十分之一。从三国戏切入足以管窥元杂剧的文化意蕴和美学特征。
总体观照元杂剧三国戏,其取材于民间三国故事处颇多。从人物形象系列的整体构建,到以绰号标示人物个性特征等写人方法的使用,三国戏与《平话》均有着趋同性。这是二者皆来自“说三分”的同源性在人物塑造上的反映。另一方面,作为士人的剧作家有着对三国人物的独特理解,拟借三国英雄的躯壳表现他们的情感、愿望与心理,加之戏剧在塑造人物上有重形象直观、擅揭示心灵等特长。因而,三国戏在人物塑造上比“说三分”及《三国志平话》增加了雅化的色彩,更多了写意的成分。笔者拟以三国戏为切入点,通过对经典戏剧文本的精读细读和重新阐释,在前辈与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元代三国戏乃至元杂剧的人物美学特征是绘形、传神、达意的三位一体。这是元杂剧对中国戏剧人物美学的重大贡献,对后代中国戏剧人物美学的理论建构和艺术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舞台人物形象的雅化色彩

元杂剧三国戏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在保留《三国志平话》平民化色彩的同时,又从士人的立足点将其雅化,针对不同人物的特点,以不同方式赋予其某种雅化的色彩,借以传达出作家心中的深隐之意。这种俗化与雅化的并存与交互作用,就使人物的整体面貌与《平话》有了区别。这种同中有异的审美特征应引起我们格外关注。其雅化的途径与方法主要有这样几种表现形态:
1、智能化特征,即增加人物性格中的智慧谋略成分,使文武、智勇达到某种平衡。这种智能化的人物美学追求,与作为杂剧作者的士人群体的审美趋向与价值标准密切相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中,文武双全是人物才能美的最高标准,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前提条件。而只武不文,则难免有“一介武夫”、“匹夫之勇”的贬低性评价。这种智能化的人物才能结构的重建,体现了元剧家的人物美学理想。这在张飞身上表现最为突出。在《平话》中,他身上有明显的草莽英雄气质,而杂剧中的张飞,虽也有粗莽气,但在智谋才能方面已大大增强了。如在《桃园结义》中他初登场便唱道:“则我这性格刚强,智谋宽量,多雄壮。习学就阔剑长枪,指望待扶社稷为戎将。”(第一折〔点绛唇〕)这时他的身份虽还是“操刀屠户”,但已初见他是有理想、有智谋、有武艺的大将之才。《隔江斗智》中张飞看破周瑜用心,提醒刘备“不要做了马后炮,弄的迟了”(第二折),说明其政治斗争的智慧已在刘备之上。张飞不放东吴送亲将领进城与“鸾车内聊施巧计”(第三折中张飞自语)等处,虽有诸葛亮的附耳低言指点,也可见张飞随机应变、应付裕如、粗中有细的机智干练。《千里独行》中他使用了杜撰的“热奔阵”,智谋含量还是颇高的。他欲趁曹操远道而来,“正人困马乏”之时,前去劫营。其失败在于张虎的降曹告密,而不是计策本身不高明。张飞的这种智能化与粗莽性格的结合,就使他成为三国戏中形象丰满、最为人喜爱的英雄之一。罗贯中笔下的张飞形象已是粗中有细、小有谋略了,作者曾有意识地先后五次写他用计,且一次比一次高明。这与杂剧家的思维方式是一致的。关羽与诸葛亮的智谋也较《平话》有所加强。罗贯中笔下智勇双全的关羽与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形象中,也有吸收三国戏以智能化方式创造的人物性格因素的成分在内。
2、儒士化重塑,即将剧中人物的社会角色明确划归为儒士,以拉近人物与作者的距离,便于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这种儒士化有元代“儒人颠倒不如人”的社会因素,与生活在“儒其服者,例遭讪侮”(陈文圭《送赵敏序》,《墙东类稿》卷六)环境中的元杂剧家的文化心态紧密相关。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地位越低,就越希望能在历史英雄人物身上得到认同,以寄寓其人生理想,寻找心理平衡。这种儒士化主要表现在刘备、关羽等舞台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在《桃园结义》中,关羽一上场便自称是“隐于乡里”的“一介寒儒”(第一折);刘备上场后也自道是“学成文武双全”的“一介寒儒”(第三折)。《劈四寇》中刘备又自言是“幼习战策,广看群书”;关羽唱道“我是那将门之子有声名”(第三折)。这种出身上的拔高与雅化,不仅《三国志平话》中没有,连《三国志》中也无此字样。《劈四寇》中的曹操尚属正面形象,因此也连带着被儒士化了。他上场后就自称:“幼习儒业,颇看诗书。自中甲第以来,累蒙擢用。”进而又写他举荐刘、关、张,并与之“结为昆仲”(楔子)。他的被儒士化,也无史载根据,《平话》中也无此语。《桃园结义》、《单刀会》等剧还一再强调关羽“喜看《春秋》、《左传》”、“习《春秋》、《左传》”。这有史载根据,《三国志平话》也写到了,剧中对关羽出身的儒士化,当由此引申而来,而强调他读《春秋》,又成了他是儒士的最为有力的证据。《桃园结义》写关羽“喜看《春秋》、《左传》,观其乱臣贼子,心生恼怒”。因州官要“起义兴兵”,“欲做一路诸侯”,而以《春秋》衡之,此乃“假称僭号,不尊朝命”。关羽便借州官请他作元帅之机,一剑斩之。这就与《三国志平话》写关羽因县令“贪财好贿,酷害黎民”而杀之有了区别。杂剧杀州官是为君尽忠,《平话》杀县令是为民行义。虽然《桃园结义》在开篇处也写了关羽“因本州官吏贪财好贿,酷害黎民,常有不忿之意”,但那已退居次要地位了。这便是在将其儒士化过程中所带来的“忠”之强化的连锁反应。到了罗贯中笔下,刘备与关羽也都有儒士化倾向:写刘备曾“师事卢植”,揭示其仁与忠之来源;写关羽一再强调其读《春秋》、《左传》,突出其儒将风度。这与杂剧家有一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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