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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力量


□ 何怀宏

  “西方经典·观念读本”书系是我们拟议中的“观念文库”之一种。拥有语言形式的思想观念是人猿揖别的一个标志,各民族、各文明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都对丰富人类的精神宝库做出了贡献,有必要互相参照。而当世界进入“现代”之际,甚至在商品、资本的全球大规模流通之前,观念的流动其实早就开始,乃至后来引发了世界性的激荡。在这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轫过程中,西方观念相比于其他文明的观念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而我们的母邦中国在近一百多年中也发生了包括深刻的观念变革在内的一系列变革,故而我们对观念的关注是以中西为主。但我们将在中国的文献中区分古今,而在西方文献中不做区分,这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古今之别与西方的古今之别相比,在更短暂的时间里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集中、更为断裂,还因为我们更关注于前者。而无论中西古今,我们都将努力从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中遴选篇章。
  对人的“思想”及其产品或可分离出三个要素或过程:一、个人思想的主观过程:思考、判断、分析、反省等等;二、已经具有某种客观化形式或载体的概念与理论;三、成为许多人头脑中的观念。我们这里所理解的“观念”是这样一些关键词,它已经不仅是思想家处理的“概念”,而是变成社会上流行的东西,被许多人支持或反对的东西。对“概念”的处理是需要一些特殊能力或训练的,而“观念”则是人人拥有,虽然不一定能清楚系统地表达,甚至有时不一定被自身明确地意识,比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不管有没有或有多大的独创性。这种“观念”的源头虽然还是在“概念”或者说“思想”,但它已经不是一两个人的思想,而是千百万人的思想。这一系列读本要处理的“观念”就是这样一些共享而非独享的思想。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写到:“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耐人寻味的是,一个主要研究经济的学者,却对思想观念的力量给出了如此高的评价。当然,这可能是由于他生活在一个巨变时期。但无论如何,他倾向于思想观念支配着世界的观点。而韦伯的观点稍稍折中,他在《宗教与世界》中认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上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也就是说,直接的还是“利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但是,人们如何理解这“利益”,或者说,这轨道往什么方向去,却决定于人们的观念,尤其是人们的价值观,决定于他们认为什么是他们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他们觉得“最好”的、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当然,这里对“利益”的理解就必须采取极其宽泛的观点,它不只是物质的、经济的利益,甚至也包括精神的“利益”。比方说,西方中世纪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就不是追求俗世的好处,而是彼岸的“永生”。但这样一来,“利益”与“观念”就很容易混淆而不好区分。
  影响我们的行为、活动和历史的因素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制度,三是思想文化。而每类又可再分出两种。属于自然的两种:一是人类共居的地球,二是各民族、群体所居的特定地理环境。属于制度的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制度,包括生产、生活、交换、分配等方式;二是政治制度,包括权力运作、法律军事等机构和活动。属于思想的两种:一是比较稳定外化、为一个群体共有的文化、风俗、心灵习性,二是比较个人化、经常处在争论和辩驳之中的思想、观念、主义和理论。那么,这三类,或者更往细说,这六种哪一个对人类的生活和历史具有更重大的影响?是地球或者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或者政治,抑或人们的心态或者思想更具有“决定性”?
  “地球决定论”一般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除非整个地球家园面临灾难乃至可能的毁灭,但我们在今天一些生态哲学中已经依稀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思想。一些面向人类比较广阔和长远的文明和民族思考的人们,也曾提出过“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而在一个以经济为活动主轴的时代,比较盛行的是“经济决定论”的思想。“政治”乃至“军事决定论”则往往在传统书写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在一个激烈变化的时期,则不时还有“文化”或“国民性决定论”以至“思想观念的决定论”出现。但今天,我们也许应当首先审慎地思考“决定”这一概念本身,因为“决定”的含义本身就难于“决定”。也许一切都有赖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及对历史范围、时段、条件的规定。
  人们只有吃饭才能生存,才能从事其他活动,这诚然是颠扑不破的道理,但由此引出经济是决定性的结论却必须放到某些条件下才为有效。从更为基本和长远的观点看,地球千百万年来决定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可能性,地理环境则构成对一个民族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的很难逾越的制约。人们如何生存、如何找饭吃要受这些基本条件的限制。而从更高的观点、或者虽然较短但却可能更为关键的时段看,吃饭并不是一切。政治常常是更直接、更有力,并有它自己的逻辑的杠杆。而文化风俗和国民性常常造成一种政治经济改革的“路径依赖”,至于观念,则无时无刻不在历史活动的主体——人那里发生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往往在某些“转折”或“革命”时期起着关键的作用。如对于美国革命,白修德甚至认为,美国是由一个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这个地方,而是这个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这个观念就是《独立宣言》中所揭橥的平等、自由以及每人追求自己所认为的幸福的权利。而拿破仑也谈到,法国大革命是十八世纪启蒙观念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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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8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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