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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刚之死


□ 杨 晶

  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作家中,杨刚身份最为复杂。她的身上曾有过各种头衔:建国前是《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建国后先后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国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同时她还是早期的中共党员、左翼作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国际问题专家......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女作家中,杨刚的政治地位最高,先后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说,杨刚是影响中国的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刚刚开始,并没有被打成右派的杨刚却以自杀的方式骤然辞世。严峻的政治形势中,人们对她的死讳莫如深,但没有追悼会的遗体告别,足以使人懂得,缄默是最好的悼念方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杨刚的名字逐渐被人淡忘,直到八十年代,由于《杨刚文集》的出版和萧乾等发表的有关回忆文章,她才又开始回到人们的视野里。
  杨刚以“浩烈之徒”闻名。这是夏衍先生生前给杨刚下的一个评语。了解杨刚的人都认为,不生造这个词,不足以概括杨刚独特的个性。

  她的性格刚毅,有着浩气磅礴,烈火一般的革命热情。一九四零年,杨刚写下长达八百行的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面对危难中的祖国和面临的战斗,她大声呼唤:“我站在地球中央,竖起了战斗的大纛!我的旗帜有鲜明的红光,有青天的荣耀!有白羽金箭的美,我的旗帜出自地球孕育永恒的娘胎,它流着生命的血液,那是五千年不死的血,为了这一柄血的旗帜,我预备另一个五千年!”这首诗炽烈雄奇、文笔斑斓的长诗发表后广为流传。它鲜明地反映出杨刚的生命哲学观,就是要在艰苦的搏斗、在生与死的极度体验中感受生存的意义。
  杨刚于一九四四年通过私人关系前往美国。杨刚的中学和大学都就读于美国的教会学校,对于西方文化和现代思想有很深的了解。早在一九三五年,杨刚就成为《傲慢与偏见》在中国的第一个译者。很少有人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英文版也是一九三八年由杨刚翻译的。杨刚此行去美国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实地考察真正了解美国。她认为两条道路的对比会有所启示,这对自身困惑将有所帮助。四年中,杨刚发表了四十余篇通讯,报道在美国的所见所闻,这些通讯一时成为《大公报》的驰名专栏。同时杨刚写了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挑战》,但她从未将它公开发表。小说还没来得及写完,一九四八年底杨刚被周恩来急召回国。之后,她出色地完成了策动香港、桂林、天津三地《大公报》起义工作,迎来了新中国。
  杨刚认为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中国的二十世纪初是社会危机爆发的结果,具有历史的正义性。其次,革命的发生虽然是历史的必然,但也是解决矛盾的一次痛苦代价,常常显示出非理性和残酷,具有一种“非人性的正义”。在革命中,疯狂的观念有时能扭曲人性,这是向旧时代的回归。革命的目的不只是自由、公正、平等,真正的深刻意义应在于人的解放,任何社会不能凌驾于个人之上。最后,她指出,由于对革命的曲解,总是错误地认为,为了将来的自由、美好与幸福,现在就可以暂时不择手段,压制个体、仇视文化、仇视思想。于是在革命中手段成了目的,而革命所宣传的那个美好的目标却被失落了。
  一九五零年,当她得知老师马蒂逊教授自杀的消息后,写下了这样的话:“通常我们容易把自杀归咎于自杀者的软弱。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说法是对的。尤其是当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作生死斗争的时候,基本上属于进步力量的个人或不堪忍受反动势力的压迫,或由于斗争激烈、胜负不分、形势混乱而产生了思想矛盾,看不见前途的情况,便军决心以一死来解决一切。这种事情总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但是单纯地从个人因素来解释那一个人不愿意活下去的原因,并不足以说明什么。尤其是马蒂逊,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优良继承者,他死,是因为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他未能取得阶级斗争的思想内容,而又失去了他旧日的精神依据。”也许,与马蒂逊相同,杨刚选择了这样的结局,是因为她的精神也被撕裂了。
  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清晨,杨刚被人发现躺在自己的床上,上身穿一件中式对襟玫瑰红棉袄,下身穿一身笔挺的黑呢裤子,她服了大量安眠药。谁也不知道离去时她想了些什么,她孤独离开了这个为之奋斗一生的世界
  鲁迅先生说,“真的智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足的,所感受到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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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9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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