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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苏联在华情报组织


□ 杨克勇

   1943年春至1948年春,在国民党西北统治重镇西安,活跃着一个由王敦瑛领导的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的秘密组织,因为它隶属于苏联的情报机关,在中国境内受苏联驻华大使馆的直接领导,所以有关它的活动鲜为人知。上世纪80年代,雷云峰先生受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委托,对新中国成立前活动在西安的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情报组织活动情况进行调查,撰写了《战斗在敌人心脏——西北解放战争中陕西地下党领导的军事情报工作》一文(刊登于《陕西地方志通讯》总第27、28期。以下简称《雷文》)。文中把王敦瑛领导的隶属苏联情报机关的西安通讯组与当时在西安的多个不同组织系统的中共地下情报组织没有区别开来,认定其为中共地下情报组织,以至以讹传讹,被《西安今古》(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陕西师范大学校史人物传略》(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书刊引用。笔者根据新接触到的一些史料,以对历史的真实进行探讨。
  
  西安通讯组的隶属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政府根据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向中国派遣了一批空军志愿人员和由高级军事人员组成的军事顾问团,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40年,以毛斯科夫斯基(Московский)、施克雷巴(СкрибАы)为首席顾问的苏联顾问团相继驻西安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团军总部(后改为第一战区长官部、西安绥靖公署)顾问军事。当时为首席顾问担任中文翻译的是长期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的中方人员王敦瑛。苏联顾问团备有一部电台,由王敦瑛将苏方军事人员及他本人搜集的日军及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直接报告苏联情报机关。
  抗战胜利前夕,苏联政府出于国内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撤出了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1943年春,苏联军事顾问团回国后,王敦瑛奉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罗申(Ж. В. Рощип)的指令,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驻西安王曲)俄文教官、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部(后改为绥靖公署)上校咨议等身份为掩护,留在西安,成立情报组织(本文称“西安通讯组”),搜集日军及国民党方面的情报,通过秘密电台,直接向苏联情报机关报告。
  《雷文》认为,西安通讯组是周恩来同志指示成立、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情报组织。这些观点没有令人信服的史料支撑。
  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还没有周恩来同志指示王敦瑛成立通讯组的直接证据。王敦瑛在1950年5月25日写的自传中,也只字未提周恩来在重庆接见他,指示他成立通讯组的情节。而是写道:“1943年6月,苏联顾问团解聘回国,奉莫斯科中央命令,在西安成立通讯组。”“由施克雷巴交给电台一部”。并明确指出:“在罗申领导下,仍与莫斯科中央直接通讯。”(1)
  《雷文》还以西安通讯组电台工作人员夏中和与钱瑾为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所派为证据,证明西安通讯组是中共领导下的情报组织。历史的真实是他们是应罗申的请求,由周副主席派往西安参加通讯组工作的。
  王敦瑛1965年9月29日在《历史材料补充说明》中回忆:通讯组“是在我党驻重庆办事处,主要是周总理的支援下成立的”。“电台台长杨才(夏中和)及助手钱瑾是办事处直接或间接介绍来。”“罗申在重庆经常和周总理联系,他曾经对我说过,如果我和他失掉联系,则可请示周总理。”(2)据龙文英回忆:她和杨才到西安参加通讯组的工作是周副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童小鹏具体安排的,在西安的唯一上级领导并与之单线联系的是王敦瑛。(3)这些都可以说明:夏中和、钱瑾夫妇参加西安通讯组是周恩来应罗申请求派遣的,他们只接受王敦瑛的领导,与陕西及西安地下党的情报组织没有联系。
  关于西安通讯组的隶属关系,杨明轩先生解放初也有清楚的回忆:王敦瑛“抗战期间,在重庆帮助罗申大使(新中国成立后罗申任苏联驻华第一任大使——摘者注)工作,后随苏联顾问等来西北,他充翻译。苏顾问走后,留一电台,即由敦瑛同志负责与莫斯科通报。”(4)屈武先生在1966年4月4日的一份材料中写道:王敦瑛在洛阳、西安都是由顾问事务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屈武时任副处长——摘者注)派他随苏联顾问在战区做俄文翻译工作的,1944年在西安王曲中央第七分校也是搞同样性质工作的。但只是他公开合法的工作,同时他还担任一种地下工作,那就是给苏联驻华武官处做间谍工作。1944年夏秋之交,国民党行政院派我到陕西去任建设厅长,临行苏驻华武官罗申对我说,王敦瑛是他的人。要我给王带一笔款(金圆券,数目记不清了),并希望我在西安必要时对王作些掩护,这我才知道王敦瑛和罗申的关系。 “我到西安把款交给王敦瑛,王对我说,他有一部秘密电台安装在建国路某处,专对苏方通电,与中共无关。”(5)1949年5月28日,也就是西安解放后的第八天,时任西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的蒙定军在给西安市委组织部长董学源的一封信中谈到王敦瑛的工作问题:“王敦瑛同志确系在国际组织领导下在西安对敌工作与我发生过工作关系,我可负完全责任证明。……他的工作我意是要请周副主席(周恩来——摘者注)转请国际许可,方能公开,但在未公开前,是要给党做工作的,当然他对此工作是有相当经验,是否可以暂指定与我联系,因警司工作上也需要他在暗地帮助,同时与我有工作关系也不至乱。”(6)认为王敦瑛的通讯组隶属苏联情报机关,公开王敦瑛的身份需经“国际许可”。即使在“文革” 中,对王敦瑛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也是:“我们认为王敦瑛在这一时期,为‘第三国际’组织搜集国民党情报,直接或间接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同时与地下党其他同志交换情报,也是革命工作,应予以肯定。”(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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