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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叙伦与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新旧之争


□ 林辉锋

  [摘 要]马叙伦与北京大学早期历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民国初年,马叙伦不仅在治学的领域和方法属于旧学一路,而且学术思想上仍带有明显的国粹主义取向。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新旧之争中,马叙伦以“旧派”学者的形象出现。他的这一倾向不仅受到支持新派的学生的挑战,而且面临来自新派同事的压力。不过,马叙伦的“旧派”形象主要是就其治学情况而言,在政治思想及人际交往方面他则偏于趋新势力。正因为如此,马叙伦在五四运动后不仅没有消极避世,反而在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均占据教育界要津。
  [关键词]马叙伦 北大 新旧之争 旧学 国粹主义
  马叙伦亲历了民国初年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的两次新旧之争。如果说在第一次新旧之争中更多只是一个旁观者,那么,在随后而来的第二次新旧之争中,由于他在北大的地位日益重要,卷入已是不可避免。对于这一阶段北大的新旧之争,前辈学者已有过一些研究,本文主要考察马叙伦在这场论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并由此管窥新旧思想、学术论争等因素对民国初年教育界的影响。
  
  一
  
  所谓“新旧之争”本为文学上的争论,实际牵涉政治潮流、学术思想、教育体制及同门同乡等具体的人事关系。第一次新旧之争主要局限于北大内部,表面上看是骈文和散文之争,而实质则“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内”。论争的结果是北大文科里桐城派的衰落和章门弟子的崛起。但章门弟子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分成如下三派:“一派是守旧派,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日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他们刚进北大立足未稳时,面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出于夺取领导权的需要,彼此尚能采取“一致立场”。一旦胜利来临,分裂乃是意中之事。
  蔡元培从欧洲回国后,1916年底抵达北京,次年1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长。随着陈独秀被聘为文科学长,胡适、刘半农等经常在《新青年》上撰稿,赞成新文化的学者也纷纷进入北大任教。这批学者到来后,与章门弟子中的“开新派”钱玄同等人相结合,形成了一股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力量,开启了新一轮的改革。而章太炎门下的守旧派黄侃等人则与其先前攻击的对象桐城派一样,同处于被批判的位置,分别被称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关于这一时期北大的新旧之争,据蔡元培晚年回忆:“教学上的整顿,自文科始。旧派教员中为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引者,下同)、周岂明(周作人)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相号召,任新旧两派并存。新文学及新思想的传播引起旧派学者的反对,遂再次出现新旧两派对立的态势。据蒋梦麟观察:“新派竭力提倡思想文学之革新。旧派恐国学之沦亡,竭力以保存国粹为事。于是新旧两派作思想学术之竞争”,而北大则成为“竞争的中心点”。1918年11月13日,章太炎致函吴承仕称:“颇闻宛平大学又有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往者季刚(黄侃)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老成攘臂未终,而浮薄子又从旁出,无异元祜党人之召章、蔡也。”这从另一角度描述了民国初年北大新旧之争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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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学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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