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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文学史与后现代视角


□ 于文秀

  文学史的研究与重写中应有意识地引入后现代的维度,尤其在对文学史深层思想结构和精神框架的设定上,在文学经典化问题和史料(包括文学现象和文本)选择上都应有前提性拷问和自我反思的维度,以免出现同一性意识形态的简单化判定和过于随意的主观化行为。后现代主义因其对意义的解构而使其在整个文学史写作中难以拥有主导地位,但它的某些视角却会为文学史写作提供很好的启示或参照,从而使文学史写作超越可能的局限。
  “重写文学史”主张的提出与实践至今已有近二十年时间,今后若干年内,它依然会构成学界的重点与难点。从总体上看,大跨度的文学史写作(如20世纪中国文学史)踌躇难行,阶段性的文学史写作(如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也难有重大突破。造成文学史写作困境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历史积淀不足,缺乏学术精神重大创新等问题。我们需要做的不仅包括厘清目前研究中所存在的节点性问题,更要建构多维而合理的学术与理论视角。我们应该认识到,人类思想发展到今天,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无论如何不能缺少后现代这个思考维度,否则将难以经得起追问与质疑。
  后现代主义理论自诞生以来,对人类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形成了强劲的颠覆效应,也令知识界与理论界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它的影响力几乎渗透扩展至所有知识领域。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后现代主义像幽灵一样时常缠绕着当今的社会科学。”①“种种迹象表明,人们对运用于社会科学的后现代方法的兴趣正在浓厚起来。”②后现代主义在史学领域影响巨大,历史哲学的后现代主义流派对历史的重新解释和另类视角已影响到很多领域,但文学史写作依然主要秉持历史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价值取向和阐释原则,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中更多的是以现代范式来构筑文学史的总体框架和总的精神取向。而后现代理论正是基于反对质疑它们对历史走向和意义的预设而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因其对总体性和意义的解构而使其在整个文学史写作中难以拥有主导地位,但它的某些视角却会为文学史写作提供重要的启示或参照,从而使文学史写作超越局限。
  
  一
  
   文学史从本质上看,无疑是对过去已发生和存在的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事件的叙述和阐释。文学史相较于其他学科似乎具有更强的诠释学或解释学性质,因此文学史研究总是处于活跃和开放状态。但任何与史学相关联的学科,一般主要由事件(包括文本、现象、事件)和深层结构共同构成,而事件与结构的相互作用则导致意义的生成。文学史亦是如此。深层结构也可称为“元叙述”,所谓“元叙述”即指支配文学史写作的深层文化精神。这种深层文化精神是文学史写作的思想根据,它直接指导和引领文学史的叙述和诠释。综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本,其深层结构属于二元论模式,具体来说其精神内蕴和价值取向表现为传统与现代、启蒙与救亡、审美与政治、精神与物质、精英与大众、真理与游戏等对立模式。从总体上看,这种文学史的深层结构潜隐着现代的元叙事结构,它追寻的是现代性的文化精神和人文理想,是关于自由、进步与人的解放的宏大叙事。启蒙/救亡论正是这种元叙事结构下出现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话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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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文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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