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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驶向上海(外一篇)


□ 裘山山


我究竟到过多少次上海?现在已很难说清。像我这样既非上海祖籍,也不在上海工作的人,如此频繁地到上海,恐怕还是少见的。盖因为我的老家在距上海约二百公里处的杭州,而我却工作在距杭州二千多公里外的成都,从成都到杭州没有任何一列直达车,必须在上海中转,于是自一九七九年上大学后,我就开始一次次踏上驶向上海的列车。
第一次到上海,我买好到杭州的车票后就去了市区。那时上海在我脑海里只有两个词汇,一个是南京路,一个是外滩。我先去了南京路,大白天,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灯红酒绿,也没有电影里常出现的坐着黄包车的上海小姐或太太。很平常,甚至和成都的春熙路没有太大区别。而穷学生的我,也无心逛店,买了袋大白兔奶糖就匆匆返回车站了。第二次到上海,我就去了外滩,独自一人,自然也没找到任何感觉。外滩和我都怯生生的,互相拒绝。今天留在脑海里的仅仅是个记忆,我去过。
接下来,时间很快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出门的人骤然增多,似乎全国人民都卷着铺盖卷挤上了一列列的火车,我从上海中转便成了一件很难的事,虽然上海到杭州的车次很多,我却常常买不到车票,就是买到了也挤不上去。于是再过上海时我就不敢出站了,下了这列火车就直接朝另一列火车跑去。
等假期结束从杭州返回成都时,就更麻烦了。往往我刚到家,母亲就开始托人去上海买回成都的车票。我从杭州到上海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取车票。上这儿上那儿,见了不少上海陌生人。记得有一回是到解放日报去取。一位编辑(我肯定那时是叫他叔叔的)把票拿到门口交给我,我道了谢,忙不迭的回到车站,随着拥挤的人群涌上火车。再几年后有了儿子,回杭州更成了一件大事,常常兴师动众的,比如让我的姐夫从杭州专程赶到上海来接。后来我一个表哥从四川回到上海,这个任务又交给了他。大概从八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十年时间里我就那么一次次的坐火车驶向上海,又从上海一次次返回成都。
我对上海人的认识也源于火车。那时从成都到上海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我只能坐硬座,每每坐回到杭州家里时,小腿必是肿的,坐在那儿听母亲说话时人还在晃荡。以现在人的情感速度,两天两夜足以谈婚论嫁了,而那时的我除了看书,就是观察上海人。每一趟行程总能遇见不少上海人。他们大多是支援三线建设到四川的,就像我那位表哥,每年回上海去探亲。通常是一家人一起,斯斯文文的,颇有教养。与我们说话时,讲的是上海味儿的普通话,而自家人说话时,就叽里咕噜全是方言了。有时他们也会买上一张硬卧,一家人换着去睡。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肯定是不吃盒饭的,更不会上餐厅。他们会从行李架上拿出两个大塑料袋,一个装着馒头或面包之类的主食,另一个包得很严实,解开一层又一层,里面露出像小锅那么大一个搪瓷碗,有盖子的那种。打开盖子,里面装着满满的东西,有茶叶蛋,卤肉,咸鱼,榨菜等,全家人便围着搪瓷碗进食午餐或者晚餐。让旁边的人看着馋。我想这一定是他们多次往返川沪两地总结出来的最佳吃法,又节省,又卫生,又营养。这样精心准备的食物,他们肯定不会邀请其他乘客同享。有些乘客便不大了然,很夸张的把自己带的水果点心,或者站台上买的食物,拿出来邀约大家共吃。上海人不为所动,不进不出,毫不犹豫地表现出他们的矜持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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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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