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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尘埃落定》的现代叙事特征


□ 吴道毅

苗族

90年代末以来,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阿来曾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中国面对世界打开国门后不久走上文学道路的。所以,比起许多前辈的中国作家来,有更多的幸运。其中最大的一个幸运,就是从创作之初就与许多当代西方作家的成功作品在汉语中相逢。”[1]正是对西方作家特别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审美经验与写作技巧的积极借鉴,《尘埃落定》才显示出了浓厚的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特征,并为实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在思想话语与文学形式上进行对话提供了较为成功的个案。

一、傻子叙述视角的设置

提起《尘埃落定》的现代叙事技巧,不得不谈到作品中所设置的傻子叙述视角,即全书的故事是由麦其土司的二儿子——傻子少爷叙述的。傻子叙述视角的设置无疑是独特或带有创造性的,它为作品带来了形式上别具一格的审美效果,也为丰富当代中国文学的表现技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傻子叙述视角的独特性首先表现为它体现了现代小说的第一人称有限叙事。在传统小说中,小说的叙述视角往往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即作者站在第三人称的立场叙述小说故事,并对小说故事、人物心理等无所不晓。这种叙述视角有其长处,但往往却是以伤害作品的真实性为代价的。《尘埃落定》所采用的叙述视角正是现代小说的第一人称有限叙事。傻子少爷是麦其土司家族的成员之一,是麦其土司的第二个儿子,有着汉、藏两种血统,同时也是作品的主要人物之一,在小说中的地位可能仅次于父亲麦其土司。他出场时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小说结尾时他步入成年,然后被父亲的仇人杀死。就小说所描述的藏族末代土司家族与土司生活而言,活着时的傻子少爷既是局中人,又是见证者。在小说中,傻子少爷不仅在土司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提出了种粮食等高见,开创并主持了边境贸易,而且见证了土司父亲引种鸦片、发动“罂粟花战争”与私生活的荒淫、土司官寨在解放军炮火声中的土崩瓦解、土司父亲在战火中的死亡乃至土司制度的历史终结。如此,他在小说中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以亲历者或见证者的身份向读者讲述他亲历或见证过的故事,便带给了读者异常真实的感受。
其次,“傻子”视角本身具有独特意味,起到了对他所属时代的特殊审视效果。在作品中,傻子少爷不仅是一个有着亲身经历的故事讲述者与见证者,而且是一个历史生活的思考者与评判者,以及人类自我的一个追问者与审视者。小说中的傻子少爷虽然因为时而犯傻而被父母亲与兄长等看做是“傻子”,同时也常常因为生活中的许多悖论而十分困惑,实际上无论是智商还是言行、举动却不是真正的傻子,相反,他却是一个对生活与历史有着独到见解乃至非凡见识的一个人,对土司内部的尖锐权力斗争等生存环境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他同时又是土司家族中的一个“另类”或“异类”。与父亲割去书记官翁波意西的舌头以及后来杀死翁波意西不同,他同情并欣赏翁波意西,甚至以师事之。与逞勇好斗、一心想继承土司职位、设置边界“堡垒”的哥哥不同,他勤于思考、不太热衷权力或争夺司位、开创边境贸易,多方面显示出比兄长的高妙之处。与父兄等人跳不出权力斗争等土司生活不同,他最关心的是“我是谁,我在哪里”等哲理问题,既审视历史也审视自身,往往显示出超越局中人的身份。在作品中,傻子少爷对父兄的行为,对权力、对欲望,对人性的罪恶与人生的荒诞与虚无、对自我身份的辨认等等,无疑都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思考与见解,这些思考与见解却是小说作者阿来所不能取代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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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民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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