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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


□ 关海山

曾有人戏言:要想研究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历史,只需用心研究历代人民所戴的帽子就行了。从学术的角度看,这话不无偏颇,可也不能不承认自有其三分理由。在某些时候,特别是在遇到难以入手的经济问题的时候,这样做或许不失为一种取巧的办法,因此而打开缺口取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也说不定呢!
有关国外帽子的历史我不大清楚,但在中国古代,帽子却有着非同寻常的使命。老百姓一般不戴帽子,渔夫有时还戴顶箬帽,或叫箬笠,也仅是为了劳作的需要;地主——从我们所得的印象中,总是戴着一顶红顶黑色的瓜皮帽,顾名思义,与切成两半但还连着小节瓜蒂的瓜皮一样,再没有别的内容。这种帽子的用料是缎子的,大地主、小地主穿着长袍戴着它,在衣服褴褛的穷苦人面前一走,一方面显示了主人的富有,一方面,又把自己特殊的地位写在了脑上。另外,有面子的乡绅和知道茴香豆的茴字四种写法的知识人士也戴这样的帽子,则是为了时时向人们提醒自己的身份,是文明的象征了。官场上的帽子,花样与限制就显得繁多而复杂。县大爷与节度使的帽子自然不会相同,御史大夫和九省统制的帽子肯定不是一个概念;做皇帝的可以戴明黄色的帽子,其他人戴了便会招来杀身之祸;慈禧太后的帽子上面还要再顶一块平行的帽顶,并在四周垂下珠子穿的帽帘,你芝麻官的夫人敢戴这么一顶帽子抛头露面吗?每个品级的官员所戴的帽子都有自己的规定和特点,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用料以及式样上细微的差别,都有着不同的说法,甚至在帽子上添一些附加的装饰,如帽翅、帽缨、帽花、帽顶,让人一眼就能辨出官位的高低。官瘾大的人把所戴的官帽看得比性命都重,丢了帽就等于丢了官位。海瑞罢官不就是先把帽子摘下放在官案上吗?疆场上军队里的帽子虽也分着官大兵小,但主要还是为了保命,他们的帽子是铁制的,在术语上已经叫做盔了。也有戏剧里的帽子,像穆桂英戴的那种,拖着两根长长的雉鸡翎、插满各色小旗,花里胡哨的,观赏多于实用,但作为舞台艺术,既然人们在感官上得到了享受,其它方面也就不再苛刻了。
民国以后,由于接受了新的思想和观念,同政治体制、社会性质一样,无论是颜色、选抖,还是外观式样,帽子都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军队的装扮上。北伐军的将士们每人戴着一顶浅灰色的大盖帽,列队在街上那么一走,顿生一股蓬勃的朝气。往后,改革开放大胆从国外引进,帽子的种类便越戴越多起来。十年浩劫时的红卫兵小将热衰于军人打扮,不分男女,每人一顶黄军帽。这种喜好在年轻人中一直流行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上小学时还经常碰到社会上的赖小于,光天化日之下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抢黄军帽的怪事。更为可笑的是,这些小青年的帽子却从来没有端端正正地在头上呆过,他们总是故意把帽沿扯到耳边,或者干脆转到脑后,他们从来就不知道也懒得去理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千古名言。
这几年,年轻人已抛弃了往年单一的黑、蓝呢子帽,各种新式帽子涌上街头争奇斗艳,迷你帽、贝蕾帽、滤色帽、纱卡太阳帽、水手帽、马帽、橄榄球帽……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生活中男士的帽子在款式上变化不是大大,上世纪五十年代流行起的冬天戴的雷锋帽一戴就是几十年,至今虽还流行,但早已今非昔比,以前的布面已换成了皮面,人造毛也换成了名贵的狐狸毛、旱獭毛、水獭毛。鸭舌帽倒还时常在街上看见,可往往给人一种不般配的感觉,或许是看电影上知识分子常戴这帽子,许多人便也想附庸风雅一番,只是帽子下那副墨镜容易给A不知深浅的迷惑,实在煞了点风景。女性的帽子就不仅仅是新潮了,而且经常给人以夸张和惊奇。梁实秋先生说外国女人的帽子“可以是一根鸡毛,可以是半只铁锅,或是一个畚箕”,中国的女人何尝不是如此。
两种帽子值得一提。一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高帽,塔形,纯用纸糊,最高者达一米多,帽子的四周写满所戴者的名字与“罪行”。这种帽子虽已成为历史,但一经提起仍让许多过来人心有余悸;另一种是张飞戴过的高帽。传说张飞当年曾怒斥一兜售高帽者,卖者委屈地告诉张飞:“张大将军,做此生意实非出自小人本愿,只是世人不能都像您廉洁清高刚正不阿,不然,哪有小人立足之市场!”张飞闻言觉得有理,遂不再追究。卖者转身清点高帽数目,分明少了一顶。其实,也不只张飞喜欢听顺耳话,算到今天,各种得意之人又哪个没有享用过这种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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