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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旭澜先生印象


□ 曾文渊

潘旭澜先生印象
曾文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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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潘旭澜先生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那时,他和曾华鹏、范伯群等复旦学子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受到人们的重视。我则在作协上海分会《文艺月报》(《上海文学》前身)当理论编辑,因工作关系,对文学评论界的新人比较注意。1959年春天,他和曾华鹏合写了《论杜鹏程的小说》一文,投给《文艺月报》。文章对杜鹏程小说的艺术特点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杜鹏程善于把握、选择不同时期具有重大意义的矛盾冲突来表现革命历史的发展;它塑造的正面形象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同时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有血有肉的活人。文章还指出:杜鹏程在描绘广阔的生活图景中,对所描写的生活现象总是进行深入的思索,并伴随着汹涌的战斗激情,哲理和诗情的结合是他作品最显著的特色。这些分析十分精辟,特别是哲理和诗情的结合一点更是说出了我略有感觉而又说不出来的话。因此,对这篇文章我十分赞赏,即送领导复审,建议尽快采用,领导同意我的意见,因文章较长故希望作者自己动手,略加压缩,以省篇幅。

于是,我就带着稿子到复旦找他,他那时住在集体宿舍里,很热情地接待我。我告诉他:文章决定刊用,但太长,领导上希望作适当压缩。他很配合,欣然接受,没有过多少时候就删改好寄我。那次见面,我们做了一番畅谈。他告诉我:他是南安人,1956年毕业,进复旦之前在泉州培元中学读书。我告诉他:我是惠安人,195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初中毕业时,我也曾报考泉州培元中学且被录取,后因别的原因未到培元就读改为直升惠安一中,否则,我们将成为同学,说不定还同班呢。因为有了这层关系,两人就无拘束地乱扯一通。我问他:华鹏在扬州师院工作,你在上海,两人怎么合作?他告诉我:华鹏既是老乡,又是同学,关系甚好,寒暑假经常在一起,一起学习,一起讨论,就产生了合作的意向。他说,他喜欢在学校里工作,有寒暑假,比较自由,可以利用假期搞点东西。我则说:学校不仅有寒暑假,而且学术空气比较浓厚,有自由探讨的环境,文化机关虽然也属文化团体,但既是行政单位,学术空气就不如学校,搞学术研究还是高等学校条件好些。
《论杜鹏程的小说》发表于《文艺月报》1959年8月号,反应不错,杜鹏程本人也甚赞赏。此后,老潘就以此为起点继续对杜鹏程的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不管杜鹏程境遇如何,这项工作老潘始终没有放弃,执着地搞,终于写出了一本研究杜鹏程创作的专著——《诗情与哲理》。此外,他还写了许多研究、评论其他作家创作的文章,以及许多分析、总结前辈作家创作经验的艺术随笔,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五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大多有壮志凌云、报效祖国的豪气,留校的毕业生,或者以政治取胜,或者以业务见长,都想从本人的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有所作为。老潘深知,像他这样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如果不在业务上有所建树的话,不可能留校,留了也难以立足;要为社会所承认就得加倍努力,别人付出一分劳动,他得翻番才行。他认为不管自己和家庭受过多少磨难,自己总是建国后国家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应当尽量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来报效祖国。在他看来,潜心学术研究、多出成果,是他报效祖国的有效手段,也是他力所能及的最佳选择。
遗憾的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随着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张旗鼓的宣传,特别是反右倾运动的开展,左倾思潮愈演愈烈,学术上的自由讨论逐步为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所替代,高等学校里出现了所谓“兴无厌资”、“拔白旗、插红旗”和学术批判风潮,复旦校园里一些知名学者如刘大杰、朱东润和蒋孔阳等先后受到冲击。老潘属青年教师,虽未被列为对象,但有些人也对他窃窃私议,什么“只专不红”啦,什么“走白专道路”啦,等等,有的还把它同家庭出身联系起来。尽管他课上得很好,科研上也出了不少成果,可是职称升迁上却没有他的份,行政上也没有任何职务,被戏称为“民间政治家”。从1964年起十多年间,老潘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任何一篇文章。他这么做,一是出于良知,不愿加入极左思潮的大合唱,二是担心“言多必失”,日益紧张的政治形势使他不得不多一点自我保护意识。他的“敏感”和“谨慎”并非多余。“文革”爆发不久,他就被复旦中文系列为对象,成为众矢之的。于是,挨批判、蹲牛棚便成为家常便饭。面对那些无中生有的指责、不讲道理的批判,他冷静思考、沉默以对。造反派找不到他的把柄,就说他“思想阴暗”,这更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须知“文革”期间,极左思潮发展到登峰造极,“血统论”到处肆虐,当权者已不是一般的头脑发热,而是发昏,有的近乎疯狂,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道理可讲?坦承自己的观点,对他们所作所为提出质疑,那无异于飞蛾扑火、自投罗网。不少有识之士不是这样而无谓牺牲了吗?他本来身体就十分衰弱,患有多种毛病,胃被切除四分之三,经如此反复的折腾,病情越严重,被怀疑为得了晚期肝癌,正像他的学生所说,一个人失去了生的快乐,对死也就无所畏惧了。“文革”期间,有个时期他被安排参加《鲁迅年谱》的编写工作,条件艰苦,处境艰难,他仍严肃对待,兢兢业业地工作。那时,在复旦校园里多次碰到他,碰到时,大家点点头,虽然没有讲什么,但却心领神会。他乐观自信,对未来充满信心,相信总有一天,被颠倒的事情终会再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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