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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慎思 实事求是


□ 钟明奇

  郭豫适教授,1933年12月生,广东潮阳人,幼年移居上海。1953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其间有数年奉调至京参与16卷本《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学科组召集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所著《红楼研究小史稿》、《红楼研究小史续稿》是第一部红学史专著,又有《半砖园文集》、《中国古代小说论集》、《论红楼梦及其研究》、《扬弃与发展: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主编)、《学与思:文学遗产研究问题论集》、《曹雪芹“答客问”:论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等多部著作。他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除中国古代文学史、小说史外,也涉及文学理论、鲁迅研究诸方面。本刊特委托杭州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钟明奇教授就有关问题采访郭教授,并整理出这篇访谈,以飨读者。
  
  钟明奇郭先生,您好!您在《红楼梦》与红学史方面有着精深的研究,其实您的研究领域非常广阔,对《红楼梦》之外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等也常发表精辟的见解。我受《文艺研究》编辑部的委托,想就《红楼梦》研究等有关学术问题对您作一次访谈。
  郭豫适感谢编辑部的热诚邀请。“研究领域非常广阔”是谈不上的,但不少学术问题确实值得研讨。我们随便谈谈吧。
  
  一、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红楼梦》研究史的现代创立与当代批判
  
  钟明奇前人说“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我们就从《红楼梦》开始吧。现在写学术专题史已成为一种风气,而新时期以来第一部这样的学术史专著就是由您完成的。《红楼研究小史稿》、《红楼研究小史续稿》作为开创性的著作,广受学界重视和好评不是偶然的。您当年是怎样想到要研究这个课题的?
  郭豫适那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那时我还在大学读书,读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卷首序言里的一段话,心里久久不能平静。鲁迅说:“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外国人重视我们的文化遗产,自然是件好事,但为什么有关中国小说历史的研究,先见于外国人的著述中呢?大学毕业后留在系里任教,因为要搞中国文学史、小说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自然又读到鲁迅的这段文字,以及其他相关的文字,例如日本学者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译本孙俍工《译者自序》,于是原来心里想的那个问题便触发起更多的思索。作为一个中国人,难道我们能够一再安于现状,“譬之懒怠的子孙,把祖宗遗下来的产业任意荒芜,却要待别人来代为耕耨”?从事学术工作的中国学者,在历史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上,我们不应该有点民族责任感吗?
  鲁迅说得好:“倘若先前并无可以师法的东西,就只好自己来开创。”(《(奔流)编校后记》)鲁迅正是以他令人感佩的开拓精神,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结束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小说史这条线索是由许多作家作品的点连接起来的,那么,从这条线索上找出一个重要的点,如《红楼梦》,试着写出这个点的线,即《红楼梦》研究史来,行不行呢?我就是在鲁迅当年结合教学撰著《中国小说史略》的启迪之下,在他勇于开拓和坚忍不拔精神的感召之下,萌发出撰写《红楼梦》研究史这样的想法的。
  有了上述想法之后,我开始自觉、努力地收集资料。后来有了一个机会,那是1960年至1961年,中文系开设“中国古典文学专题研究与评论”课程,由程俊英教授、万云骏教授和我轮流主讲,他们两位分别讲《诗经》、宋词,我则讲《红楼梦》评论史,《红楼梦研究简史》的讲义就是结合这门课程的需要编印出来的,后来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增补和修改的工作,本书基本上就是由那本讲义发展而来。我的工作当时得到了师友们的积极支持,特别难以忘怀的是已故目录学版本学家、老编审吕贞白先生。他热情鼓励我,说这是别人尚未做过的工作,很值得努力,并说这本教材增补后可以安排出版。师友们的鼓励和支持自然增强了我的决心和勇气。
  钟明奇在您门下读书时,您一直鼓励我们说做学问要有点志气。您在一无依傍、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开创性地写出第一部《红楼梦》研究史,这的确令人钦佩。您这本书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都是原创性的学术著作。据我观察,写原创性的学术著作必定会碰到许多常人想象不到的艰难。您能谈谈当年遇到的困难吗?
  郭豫适我的书哪能与鲁迅的著作相提并论。但当年在写作过程中的确遇到过非常大的困难,首先史料就很难找,理出研究史的发展线索自然更难。当时缺乏现成的比较系统整理过的有关《红楼梦》评论研究的历史资料,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一粟所编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之一的《红楼梦卷》尚未出版,“五四”时期及其以后的红学研究的许多史料也需要自己去摸索。其实,无论是“五四”时期以前的还是以后的,我国有关红学研究的许多书刊,是新时期以后才有意识地把它们作为有价值的学术史料而加以整理出版的。不过,那时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已经出版的一粟所编的《红楼梦书录》却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一粟是周绍良、朱南铣先生的笔名。我曾致函编者,就红学史料及书录修补问题提出一些参考意见和建议。1963年1 1月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增订本,周先生立即惠寄于我,并来信称“承示各节,在第二版时已有所改正”,同时也鼓励我正在从事的红学研究工作。我上面提到的吕先生当年不但热情鼓励我努力撰成《红楼梦》研究史稿,同时也告诉我一些有关的史料或线索。此外,其他学界友人也将有关书籍和资料相借或相赠。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依靠图书馆的藏书。那个时候还没有复印机,更不用说你们年轻人现在非常熟练使用的电脑。从图书馆与友人处借来的书不能随便涂画,我的办法就是随读随抄。有的时候,读完一本原著,我抄下来的笔记也就成了一个小册子,随后,我就反复阅读自己的摘抄本,并在上面点点划划,提示自己着重注意之点,或者在上面写上一点眉批,随时记下阅读的感想。下这样的死功夫、笨功夫,花的时间虽然比较多,但对后来写书作用甚大。就这样,寒来暑往,废寝忘食,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终于把书稿基本写成,但接着而来“文化大革命”,出版的事因而搁置。直到“文革”结束,我被借调到北京参与《鲁迅全集》编注工作,自己一时难以完成全部定稿工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同志们遂跟我商谈,决定将该书分为《红楼研究小史稿》(清乾隆至民初)先于1980年1月出版,《红楼研究小史续稿》(“五四”时期以后)于1981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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