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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拉手还是心连心:什么是交流?


□ 黄 旦


  一八二五年,美国邮政总局成立了一个“死信处”,专门负责处理无法投递的信件,被人称为“邮件太平间”或“无头信收容所”。据估算,每年进入这个“太平间”的邮件多达五千七百万件。然而,让人心惊胆战的还不在于其数量,更在于“死信”这一称谓。它来自于基督教的一个观念:没有灵魂的信件,犹如失去了灵魂的人体,只能是一具尸体。
  不过,“活信”变“死信”总有其原因,纵然是“命”不该绝。契诃夫的“万卡”不知道在信封上写地址,就是一个例证。所以,彼得斯(Peters, J.)在《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英文名为“Speaking into the air”,译为《对空说话》似更宜)一书中对“死信”极尽凄婉之笔,既非为“死信”鸣冤叫屈,亦非为之唱挽歌,而是他认为凄惨的“死信”,恰恰就是当前人际交流特有病态的绝妙写照。人类自身对此至今没有足够认识,差不多都成了“万卡”的爷爷。
  对于“死信”的疑虑,追根溯源,似乎可以在十九世纪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中找到轨迹,而且彼得斯也以为,交流危机在认识上的凸显,就来自于这个时期。詹姆士说:我们每个人都把宇宙分为两半,而且用同样的“我”与“非我”给这两半命名。个体意识的相互隔绝,成为人类既定特征。“思想之间的割裂,是自然界最绝对的割裂。”既然如此,所谓的交流沟通和意识共享,岂不就是痴人说梦般的可笑?倘若说邮寄信件变“死信”尚属无意之结果,日后或许还有补救的机会,那么,按照詹姆士的“我”与“非我”之界限,交流中的“死信”就是必然规律,任凭主观努力也是无济于事,因为谁能在“割裂思想”之间铺设桥梁?
  苏格拉底——古希腊的这位伟大哲学家以为可以。
  在柏拉图撰写的“Phaedrus”里,苏格拉底把交流等同于爱欲。爱与被爱是一种双向的互惠,就像“和风和回声如何从一个光滑结实的物体返回到发出的源头”,“他不知道,他在爱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就像在镜中看见自己一样”。既然爱可以经过双向回路,互通心曲,那么,在传达爱的同时,不就是成功进行了人际的交流?不就等于实现了心灵与心灵的交接?两情相悦的爱欲,使两个个体心心相印,“执子之手,白头偕老”,相依相偎在伊甸园中。
  当然,苏格拉底不以为交流都是可以飞流直下,畅通无阻。不是爱欲式的口头交流就不行。交流的障碍来自于交流的手段或形式——文字和书写。写下来的字就像绘画一样,“你认为它们在说话,好像有理解力;但是倘若你想再追问这些字,它们始终是那个老样子,永远是那个意思。一旦写下来,每一段话都会到处滚动,它撞上懂的人,也撞上和它没有关系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它不知道应该对谁说话、不对谁说话”。这与爱欲不是一回事,而是任意乱交,是信息的撒播(dissemination)。所以,交流的成功要有手段的保障,亲切专一的口头问答式对话,是最佳渠道。只要手段得当,就没有打不通穿不透的意识“围墙”。
  这也很符合伟大先知耶稣的基本认识。不过相反,耶稣却是喜欢广种薄收,并且以为交流本就如此。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又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干枯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这个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不断重复的寓言,表明耶稣与苏格拉底一样,把交流成功的希望同样寄托在手段之上。只不过他的倾向与苏格拉底截然有别。他执著于撒播种子式的交流,至少这在形式上可以保证人人平等,是一种博爱,(当我们现在百般推崇频道专业化,不厌其烦地罗列分层传播好处时,是否也有必要想一想耶稣的撒播?)不像苏格拉底的“爱欲”时不时透溢出一种贵族气。至于普撒大地的种子,最后是进鸟腹、日晒干枯、被荆棘所埋还是结出丰硕果实,那是听者的“慧根”和福分,与言讲者无干。所以他十分大度地高声宣叫,“有耳听的,就应当听”。
  广种薄收,绝不是只求耕耘不管收获,类似于现代传播中不顾自己对象的单向发射。只是在耶稣眼里,交流的结果犹如不同环境中的种子,其命运殊难预料,各人有自己的解读和理解。心灵周围虽然没有不透风的墙,可“风”从何处进入,缝隙有多大,全凭听讲人自己琢磨和意愿,外力无济于事。既然如此,与其不自量力地对症下药,还不如一视同仁,杨柳微拂,遍洒甘露,把解释权交给听讲者。明白的自然明白,不明白的悉听尊便。否则,哪怕是强按牛头,最后的下场不见得比对牛弹琴好多少。
  苏格拉底和耶稣的貌似分歧,掩盖不住他们骨子里的同一。在他们看来,交流中如果发生了“死信”,其根本症结也绝不是意识的隔绝和“我”与“非我”的隔离,而是构建这条“心灵纽带”的材料和方式。于是,交流的问题就变成了手段的问题。只要手段合适,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千难万险只等闲。思想意识的交融就自然轻而易举,不在话下。“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人类一直在设法改进其对于周围事物的消息情报的接受能力和吸收能力,同时又设法提高自己本身传播消息情报的速度、清晰度,并使方法多样化”(《多种声音,一个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交流委员会对人类传播历史整个发展和走向的概括,似乎就是为苏格拉底和耶稣的看法做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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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200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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