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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寿朋与近代中韩关系转型


□ 陈尚胜

  摘 要:1899年清政府与大韩帝国之间达成的《中韩通商条约》,奠定了两国政治关系的新模式。作为中方全权订约代表及首任驻韩公使,徐寿朋以国际法及中韩两国现实需要为依据,推动《中韩通商条约》的达成,在处理中韩民事与边务纠纷时擅长运用条约文本阐述和保护本国利益,并维护中韩关系大局。徐寿朋的对韩外交行为,恪守国际法所主张的国家“主权”和“平等”的基本理念,较好落实了追求国家利益的近代外交目的。无论就《中韩通商条约》所显示的中韩关系变化,还是就徐寿朋担任驻韩公使时的外交行为特征而言,皆表明清政府与大韩帝国之间于1899年末基本实现从传统宗藩关系向近代邦交关系的转型。

  关键词:宗藩关系 邦交关系 大韩帝国 徐寿朋 《中韩通商条约》

  所谓近代中韩关系转型,是指以中国传统“天下观”、封贡制度为基础的宗藩关系形态,向以西方国家“主权”和“平等”观念及国际法为原则,通过缔结条约形式构成邦交关系形态的转变。学术界对于近代中外关系转型的研究,最初源于中国外交近代化问题讨论。华裔学者徐中约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机构的设立,视为中国外交近代化开端的标志。近十余年来,诸多相关论著分别从国际法输入、重要外交官思想变化、外交机构设立和近代外交机制形成、外交文书样式变化、外交规则与策略的模仿及利用等角度,讨论晚清外交近代化问题。关于晚清外交转型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西交涉与新体制诞生的基本框架内,而对于清政府与周边国家从宗藩关系向邦交关系转型的探讨却较为忽视。有鉴于清政府向来与朝鲜具有紧密的宗藩关系,因而从中朝关系角度考察近代中国从朝贡体制向条约体制的转型,就具有一定典型意义。

  目前关于近代中朝关系研究,主要集中于甲午战争前。如中国学者林明德、王如绘、权赫秀,韩国学者金基赫、宋炳基、权锡奉,日本学者冈本隆司、伊原泽周,美国学者拉尔森等人均有这方面的专著问世。学者普遍认为,清政府为遏制日本对朝鲜扩张及朝鲜王朝内部的激烈争斗,在光绪前20年强化了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从而出现属国实质化的倾向。

  中朝宗藩关系至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宣告结束。《马关条约》第一款载明:“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之国),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1899年末,中韩又建立邦交关系。如何看待两国间的邦交关系?笔者认为,尽管清政府与大韩帝国之间邦交关系的建立,有着日本通过战争手段终结中朝宗藩关系的背景,但两国建立邦交关系却完全是双方自主行为。“朝鲜”国名虽然改称为“大韩帝国”,但其帝国以及皇帝仍为原来的王朝与国王,双方行为主体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中韩邦交关系的建立,应视为从传统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的转型。

  现有对甲午战争后中韩邦交关系的研究,基本上围绕中朝政策演变与两国签约以及政治关系的过程展开,未能从外交转型角度详加探讨。只有茅海建曾明确指出:“徐寿朋出使韩国,是清朝外交史上的一大转折。昔日的‘上国’开始学习以‘对等,的方式与昔日的‘属国,相交相处了。”不过,该文主旨在于探讨光绪帝的涉外观念变化,未遑论及徐寿朋如何以对等方式与韩国交往的问题。本文拟以徐寿朋为中心,探讨中韩关系转型问题,具体考察问题有四:一是徐寿朋前往韩国订约建交的中韩双方背景;二是徐寿朋与韩方签订《中韩通商条约》中所显示的中韩关系变化轨迹;三是徐寿朋作为驻韩公使履职时所表现的外交行为特征;四是如何看待徐寿朋在近代中韩关系转型过程中的角色和地位。

  一、徐寿朋前往韩国订约建交的背景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0月12日,朝鲜宣布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国王改称“皇帝”,定年号为“光武”。朝鲜改称大韩帝国后,先是于1898年3月2日通过俄国驻京公使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署”):韩国有意与中国订约并互派使臣,而俄国念及中国与韩国为邻邦,且“于中国商务有益”;6月12日,韩国又通过日本驻清公使矢野文雄照会总署,“因现在韩国之清国人民其数不少,韩国政府愿与清国订立条约,请我政府居间玉成”。其实,改称“大韩帝国”前,朝鲜就曾让汉语翻译朴台荣直接向清政府派驻汉城的商董唐绍仪提出订约建交愿望,但被唐绍仪拒绝。

  朝鲜为何向清政府主动提出订约建交?笔者认为,朝鲜是为了借助清政府力量以牵制日俄两国的扩张。甲午战争后,日俄两国在朝鲜竞相扩张政治与经济利益。1896年6月,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与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签署《莫斯科协议》,达成俄日两国在财政与军事上共管朝鲜的条款。此时,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的朝鲜特使闵泳焕,了解到俄日之间围绕朝鲜进行秘密谈判并达成协议。他在与罗拔诺夫会面时,曾对俄国提出警告,认为俄日若共同对朝鲜施加压力,不仅会给朝鲜带来新的灾难,而且也会引发俄日在朝鲜的纠葛。闵泳焕在俄罗斯之际,也风闻中国特使李鸿章与罗拔诺夫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中俄密约》)。未及一月,朝鲜国王即“召见前宠臣卞元圭,告以拟请华订立约章。尔熟悉华情形,派尔充当该职,未识华意以为何如等语”。由此可知,闵泳焕的俄罗斯之行,对朝鲜国王的对清外交计划产生了直接影响。次日,卞元圭安排汉语翻译朴台荣与唐绍仪晤面并通告情况。朝鲜国王首选卞元圭赴华议约建交,则是由于卞元圭早在1880年就与李鸿章在天津相识并在此后有过多次接触。由卞元圭承担建立中韩两国新型外交关系任务,朝鲜国王显然考虑到李鸿章在中朝与中俄关系上的特殊影响力,以便借用清政府力量影响俄国,并以中俄合力来牵制日本。次年3月,日本主动向朝鲜外部公开通报《莫斯科协议》内容,以证明俄国人也在暗中图谋朝鲜之事。“韩王因倭俄密约一事,颇疑事诈”;“昔日疑倭,今又疑俄。”在此环境下,韩国人“求中朝允速立约,自可防外人叵测之患。”显然,朝鲜与清政府的建交希望中,又带有防范俄国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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