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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之歌


□ 徐 迟

你已经从这个地球电影院的银幕上化出了,永别了。
你曾在银幕上多少次化入化出,并化为这个人又化为那个人,这个人那个人的形象也令人难忘,然而这个人的那个人的中间更有一个化身的你,你的形象和对于你的记忆却更难忘却。你多少次地化入化出,化为我们国家一颗晶耀的银星,而且在拷贝上在银幕上现在你还可以化入化出,但你已经再不能化入人生,你已经化出了人世间,离开了我们,变成了一颗长被记忆的星,飞入银汉中去了。
我感到了没有过的悲哀,没有过的严肃的悲哀,这样异样的一种悲哀。
胶卷上你的身姿还清晰地印在;声带片上你的声音,还默默的录在②。但经验和理智告诉我,你已经不在,要找你的真人听你的真声已不可能再。你所留下的胶卷声带上的笑貌身影,你所留下的画与画中的诗终究也是要消灭的,记忆也终究要消灭的,因为我们也是要消灭的,连同那球形的存在。那末,何必要这样地悲哀?
我自以为对于死,具有一种冷酷的心肠;我只对于生,怀抱着热烈的爱,追悼死者,不如欢庆生者。死者虽死,他已得到了宁静和幸福的安息,何必哀悼。生者之生,却值得欢庆,尽管还在喧闹和痛苦的生活中。
但你的死却使我悲哀。因为你的死不同于那些伟人,你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又不同于那些平凡的死,而是一颗艺术的心脏的停止跳动。你的心不是一般的心。你是众心之心。你的心的死去,使我感到沉痛的悲哀。
天下艺术家虽多,纯真的艺术家却少。可以是很出色的艺术家,未必是纯真的艺术家。其间有什么区别什么标准呢?不是说了吗,纯与真,区别于邪与伪,电影艺术中,后者是较为丰富的。这种艺术形式为杂与假提供了不少方便,但正是从它们的对比之中,展示出纯真。我是很少进电影院去的顽固分子,非不愿意看见纯真的光芒,只是很不愿意看到绮丽的浮华和虚饰的幻影。
四十年前我曾在一个制片厂当过半年编导委员,从此后就再没有跨进那个“必须根绝一切犹豫,任何懦怯都无济于事的‘地狱之门’了”。我和你是相知不深的,我们只在前年同去华北油田访问,一同过了四十个小时。仅得之于短暂交往的表面印象,已使我懂得了你的纯真的感情。但你那本书,叫做《地狱之门》的那本书的那样的书名,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书我没有看到,是否已经出版我也不知晓,但书名告诉我,你根绝了一切犹豫,抛却了任何懦怯,看到了黑沉沉地写在那个大门上的文字,“从我这里走进了苦恼之战,从我这里走进罪恶之渊,”你走进了这幽冥之国。看到了众生相,你走进了地狱之门,将众生相反映,现在你已经退出了众之窟,从一条隐秘的路,再回到光明世界,望见了天上的美丽的事物,看到那灿烂的群星了。
前不久人们在传述着你九月于病床上写的一篇文章③。我还没有看它,便传来了你的噩耗。震惊之余,找出了报纸细细读了一遍。这是你的天鹅之歌。这美丽而哀伤的天鹅之歌,悱恻而愤慨的天鹅之歌!④有良心的人听了没有不感动的,独独有那少数没天良的人还无动于衷,他们是不会有动于衷的。
天鹅之歌最后说的是“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多少作用?……天鹅之歌唱的是一支不能唱的歌,现在不怕了才唱的,只是唱了也没有什么作用。就是没有作用的,这所以是天鹅之歌。
天鹅之歌唱到此,天鹅的心碎了。天鹅的心死了,哀莫大于心死。天鹅于是在哀惋而美丽的乐声中死去。
但是生活还在奔流。你看,我们还在面向生活,面向着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而向前进展着。史诗,跟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四个现代化的史诗时代正在产生现代化的艺术形式。生产力在前进,生活在奔驰,文艺的繁荣是不可遏制的。
天鹅已经飞上了天。如果死者有灵,幽灵当然是没有的,但是如果灵魂不灭,我便可以假定,你天上的赵丹将会遇到鲁迅。他会宽慰你的,鲁迅未必愿意人们拍摄他的电影。不过人们要这样拍摄或不拍摄他,他无能为力。你将会遇到天上的纯真的艺术家,你不会寂寞的。如果以后我有幸也能再见你,我们将大笑,如在华北油田上一样。你已经飞上了天,也许你就是那天鹅星座,浮在银河中央。你就是那颗晶耀的一等星。天鹅,你安息吧。

附注:
①1980年5、6月间,我由省汉剧团借调到省文联的剧协筹划《长江戏剧》复刊。当时省文联在紫阳路一栋50年代曾为省文化局,后为省戏工室的办公楼内。办公楼有前后两栋均为双层,前为会议室,图书室,后为各协会办公室。两楼之间各有走廊,紧挨走廊便是不足10平方米的“鸽子笼”,为工作人员宿舍,当时徐迟夫妇与其小女就分住在相隔的两间房里,走廊便是烧饭的炒菜的场所。那时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报告文学先后问世,声誉鹊起,我们筹划年内办两期试刊号欲借名家之声望而扩大刊物影响,便由时任剧协秘书长的白金亮向徐迟约稿,徐迟慨然应允,不久送来两稿;一为1963年的旧作《看了一个程派戏后的笔记》(后发1980年《长江戏剧》第二期试刊号),另一篇就是这《天鹅之歌——祭赵丹》。如果说前者是一篇美学随笔,那么后一篇就是抒怀杂感了。他是有感于赵丹发表于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5版头条题为《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而写的。赵文发表后在文艺界引起巨大反响,文艺巨擘巴金、冰心、曹禺、夏衍、阳输笙、陈荒煤、白扬、张瑞芳等都表示支持。巴金在三天内写了两篇文章赞许赵丹:“他讲得多么坦率,多么简单明了,这正是我们认识的赵丹,只有他会讲这样的话……”“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说不出来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依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我提议讲真话,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曹禺则说:“那是他在病床上的呐喊、呼吁、争论、劝说、诉苦,甚至是祈求!他对文艺发展前途的热烈盼望,点燃起每个人心中的火焰……。读了赵丹的短文后,联想起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作为有良知的文人,徐迟也深有同感,赞许赵文是“美丽而哀伤的天鹅之歌,悱恻而愤慨的天鹅之歌。”恰好一个戏剧刊物向他约稿,他便应约及时写下此文。但当时反对文艺自由化的风头正健,赵文理所当然引起某些人的反感,甚至反对,于是徐文的发表也理所当然的受到阻碍。但从我个人来说是很赞赏这篇文章的,赞赏徐迟的正直和勇气,就在本应退稿的时刻,我既舍不得也于心不忍,便以不以为意的口吻谈谈的语气告诉他,此文一时发不出,只好暂存起来。徐迟倒很坦然,表示同意,于是此稿便这样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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