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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浪潮、三次冲击


□ 白 烨

  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相同步,当代文学也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三十年文学,一个极其鲜明的特征是,它在自身的积极进取、不断转型与长足发展之中,与时代一道前行,与社会一起变革,与人民一同呼吸,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行进的同时,既享受着改革开放的阶段性成果,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反映着改革开放的大历史,使自身成为改革开放的历史与成果的一个重要构成。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在近六十年的当代文学史中,不仅占据了时间段的半程,而且在创作成果、文学实绩、艺术品质,以及理论批评的建构、作家的队伍建设、文学的对外交流等方面,也大大超过了当代文学的其他时期,创造了属于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学的辉煌。
  从大的阶段来看,三十年的文学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整个80年代的“新时期”;90年代时期;进入21世纪之后的“新世纪”。在这三个相互衔接与彼此递进的阶段里,文学都遇到了以前未曾遇到过的巨大的冲击与挑战。三个阶段分别有三次浪潮,而三次浪潮构成的三次冲击,内涵与侧重各不相同,强度与烈度又前所未有。文学正是在直面这种浪潮、承受这种冲击和迎接这种挑战的过程之中,不断自省,锻炼自身,学习自立,并逐步获得自信和走向自强的。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第一个阶段,劫后复苏的文学所面对的主要是政治的危压、禁锢与羁绊,这一时期文学的所有举措与行动,都是围绕着政治性的问题而展开,因而政治的浪潮就是这一时期文学的当然的主旋律。这种政治的浪潮最先表现为人们对“四人帮”及其极左路线对文艺领域的祸害、对文艺思想的扭曲的清理与清算。文艺界在逐步解放被“四人帮”“打倒”的作家、艺术家,解冻被他们封禁的大量文艺作品之后,面对萧瑟冷寂的文坛现状,首要的工作是回到科学而全面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点,用原本的经典作家的立场与观点,来纠正“四人帮”和极左路线对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的断章取义和肆意歪曲,从一些主要的文学问题入手,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和思想上的正本清源。有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有关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有关文艺的方向与方针问题,有关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有关“写真实”与“现实主义”问题,等等,便是这种政治背景之下的理论批判与文艺清算的具体表现。
  在文学砸碎“四人帮”的极左政治的枷锁,冲破过去极左路线设置的种种雷区与重重禁区之后,文艺界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推动下,又进而探求文学走出政治束缚之后的新的生长空间与更大的发展前景。发生于80年代中期及其后的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关于“寻根文学”的争论、关于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争论,以及有关“文学主体性”问题、有关新观念与新方法的研讨等,使得文学进而拓展了观念,更新了方法,文学理论批评界在松动自己的观念、扩大自己的视野的同时,也大力促动了文学创作走出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已有格局,文学创作上的“新诗潮”、“问题报告文学”、“寻根小说”、“新潮小说”、“新写实小说”的相继登台,使得文学创作由“一元”向“多元”过渡,当代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状态。
  文学与政治的纠结与冲突,构成了80年代文坛的基本矛盾与主要风景。人们在必要的矫枉过正之后,又发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非那么简单。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生活和人们精神活动的一个领域与事业,既不能完全服从和服务于政治,也不能完全脱离与远离政治。在更多的文学家那里,政治的考量已逐步化解为诸如旨趣、责任和使命一类的因素,内化于自己的文学理想与创作实践之中,而不是一种外在的标签和外带的标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正确认识与不断解决,是文学在新时期最为主要的时代课题和至为重要的切实收获
  进入90年代之后,由于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的双向深入,社会生活真正走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走向了以市场经济为重心,文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开始由“计划”转向了“市场”。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由小到大,由弱趋强,使当代文学面临了又一次巨大冲击。文学在这一次遇到的问题是双重性的:一是文学本身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不断移动,被无情地边缘化了;二是被边缘化了的文学必须面对“市场”谋求生存这样一个现实。这样的双重压力,使得一些文学工作者一时生了困惑,乱了方寸,有的“下海”经商,有的转行歇笔;而坚守在文学阵地的文学从业者们,也颇感压力,束手无策,一些文学期刊纷纷改头换面,以求新生。发生于1993年间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看起来是文学理论批评界对文学、文化现状与问题的一次集体“会诊”,实际上是知识文人面临现状与危机的一次重新定位和自我救赎。如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发挥文学与文学家的价值与功用,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确实起到了定位与定神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文学创作一度也充满着迷茫,呈现出散淡、无序的状态。因为“个人化”和“私人化”写作的应运而生和大行其道,一些批评家惊呼“无主潮的文学时代”已经到来。但面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日益市场化的现实,文学工作者必须予以应对,否则很难获得生存与发展。于是,商业化的运作与炒作随之进入文学出版领域,使得长篇小说在90年代出人意料地陡然崛起,长盛不衰,其产量由80年代的年产不足百部,上升到90年代中期的年均五百多部,而在90年代末期更达到年均干部左右。长篇小说的这种“柳暗花明又一村”,使得这一领域一度在异常丰繁中颇显芜杂,作品的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常为人诟病,但它的持续兴盛为文学开辟了市场,为作者提供了机会,使许多作者的作品有了新的出路,越来越多的作者潜心于长篇的创作。此外,因为“个人化写作”的流行,以“新生代”(60年代人)、“70年代人”为代表的文学新人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使一度沉寂的中短篇小说重新趋热,渐成气候,并显现出了不少新的气息、新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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