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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


摘 要:中国文学史存在一条抒情传统,从古至今已得到较充分的阐论,且为海内外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但中国文学史也存在着一条与之相对应的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叙事传统,而且这两条传统乃是共生互补、相扶相益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论证得也不充分。这对全面深入理解中国文学史的面貌、特征和本质,无疑非常不利。因此亟需建立文学史研究的叙事视角,并以此为贯穿线重审全部中国文学史。一种研究视角的建立必有其客观实在的条件,决非随心所欲所能奏功;而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一旦建立,却能够反哺研究工作,使之打开新局面。试以叙事视角和叙事贯穿线观察中国文学史,就不但会收到扩大文学史资料库和研究范围之效,而且会对古老的中国文学本身获得许多新认识,从而使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前进一步。当然,对于文学史贯穿线,应该从多种视角去思考和作出概括,多种视角可以并存共荣,叙事视角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关键词:中国文学史;抒情;叙事;叙事视角;传统
  
  一、引 论
  
  中国文学史存在着悠久深厚的抒情传统。这并不是某位学者的新发现或杜撰,这几乎是众所周知也为众所认同(乃至默认)的一般知识。无论从中国文学史的实际状况来论证,还是从古今中国文论和文学研究的言说来验证,都不难说明这一点。
  当然,留美学者陈世骧先生(1912—1971)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从中西文学比较的角度,鲜明地提出并论述了“中国的抒情传统”这个命题①, 由此带动海内外一批学者(主要是台湾学者)从多种文体、多位作家、文学史若干段落,对此传统做了许多阐发,产生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仍然有他的历史功绩。
  近年来,随着文学史学的兴起与发展,学术界对此有所反思。从中国文学史究竟有无抒情传统(或其他什么传统),延伸到研究者做出这种概括,也就是力图探寻、提炼文学史的贯穿线(亦即所谓传统或规律之类)并对其进行理论概括是否应该,是否能够和可行等等问题,都在思考和讨论之列(注:陈世骧先生在留美和台湾学者中影响较大,前者如高友工,有诸多文章论中国古典诗词小说戏剧,系统发挥陈氏理论,在大陆结集出版的有《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版)一书。后者如柯庆明、张淑香、吕正惠、蔡英俊等均有专著问世。因此对陈氏观点反思较早较多的也是台湾学者。台湾淡江大学《淡江中文学报》2007年第17期、2008年第18期发表曾守正、颜昆阳、陈国球的有关论文,《政大中文学报》第10期(2008年10月)发表龚鹏程、陈国球的研究文章。2009年4月,政治大学召开“抒情的文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对中国文学是否存在抒情传统有热烈讨论。笔者也在该校5月的“百年论学”活动中做过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相关的《正史纪传、历史小说和民间叙事》报告,并同与会者讨论中国文学叙事传统问题。2009年8月政治大学又组织以中国文学传统为主题的学术对话,由龚鹏程、颜昆阳二教授主讲,并有相关论文发表。)。
  我认为,中国文学史的确存在着抒情传统,但它不是唯一的,与之并存同在而又互动互补、相扶相益的,还有一条同样悠久深厚的叙事传统。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应只是致力于推翻“中国文学抒情传统说”,而是深入研究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研究这两大传统的关系,以“中国文学叙事传统说”去补正和充实单一的“抒情传统说”,从而使我们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趋于全面完整。同时,我还认为,对文学史传统(贯穿线)的探寻,途径非常宽广,思路应该打开。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的提炼概括只是从文学表现的内涵、特质,特别是文学表现的基本手段这个角度来看的。众所周知,文学过程包含孕育、创作、产出及流通、接受、变异、传播等一系列环节,从抒情或者叙事角度看文学传统,仅仅是观察分析的一个视角而已,若有研究者另选角度,就完全可以探寻出文学史另外的贯穿线,即总结出存在于文学史之中的别种传统和别的发展规律。事实上,数十年来,我国的文学史研究者曾在这方面作过多方努力,直至目前,仍有不少新观点出现,并且我相信,这样的探索行程还将继续下去。这些观点无论对错(事实上很少能说绝对的全对全错),都与一定历史条件有关,都有自己的发现,也均从正反两方面对文学史规律的探索作出贡献。众多此类发现的互补、竞赛和融会、综合,才会让我们把中国文学史的丰富内涵和深层实质看得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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