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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开岭印象:散漫与明亮


□ 张 杰

  张 杰
  山东鄄城人。做过音乐教师、网站编辑、报社记者、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创作以散文、艺术随笔和文化评论为主。
  
  知道王开岭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山东某期刊忽然连续刊登了他一连串“火力猛烈”的篇章——《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向“现场直播”致敬》《我比你们中任何一个更爱自己的国家》等。二〇〇〇年夏天,在古运河畔王开岭的住所,当我把自己的思想苦恼一股脑倾给他之后,天已微亮了。那年冬,《激动的舌头》出版了,和它所属的“新青年丛书”一道在京举行了首发式,也因这本书,王开岭被称为中国青年思想家三架马车之一。接下来,《黑暗中的锐角》《跟随勇敢的心》《精神自治》《精神明亮的人》等几本书我都认真读过,加之后来的来往和交流,我觉得自己渐渐算得上了解这个用心灵说话的人了,也终于为他那些思想与唯美的文字找到了一种我认为的背后逻辑——作为一个读者,再没有比经过长期揣摩而读懂另一灵魂更愉悦的事了。
  有人批评说,中国很多作家似乎特别喜欢把文学和文学身份神圣化、使命化、专业化、庙堂化,同时又解决不了视野封闭、命题陈旧、自我和本土精神资源透支、创造力亏空等问题,乃至使自己和文学双双陷于尴尬。这确乎是事实,至少是某些作家的事实。其实,和时代的其它领域相比,中国文学对时代的追击速度显然太慢了,它甚至把目标给丢了,只好在自己的圈子里繁殖目标,在自己的历史中搞循环,文学似乎已不打算向时代捐献任何有价值的命题了。究其因,我以为,是意识形态话语习惯、文学的传统任务和逻辑、小农思维方式在作祟。一个显著特点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落后的思维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笔下,他往往会以最极端的方式谈宽容、以最感性的方式谈理性、以最土著的方式谈国际,以最乡下的方式谈时尚……做散文,和民间博客的创造力没法比,但还是固执地捏散文;做小说,网页上的新闻个案鲜活得让其惭愧,但还是埋头编小说……文学,文坛,似乎就是一帮人干着纯属这帮人的事。
  记得有人诧异过:王开岭身上怎么似乎找不到文坛和专业的痕迹?他的选题、他的笔法、他的动态,你好像都没法归类,没法预测,也没法把他和别人轻易地“合并同类项”,他自由得好像从未进入过文坛一般。
  在文学刊物上发东西却不被文学规定、身处某一地域却几乎不受地域影响,他是怎么独立生长的呢?在王开岭的语汇里,有两个重要的词,一个叫“减法”,一个叫“越过”。在地域生存系统中他使用“减法”,在文学生存法则中他使用“越过”,他绕过既定的文学和拥挤的文坛,和最远的诗意乌托邦、和最紧迫的时代情势与矛盾直接对话——从而一下子把复杂给简单化了,把深邃给纯真化了。
  王开岭在获得了这种纯真后,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与任何事物打交道,可直面十九世纪俄罗斯的群星璀璨、法兰西的狂热与理性、美利坚的精神纪念碑,也可突然扭头拜访孔子、老聃及他们的春秋战国;可务虚于最缥缈的星空、形而上的哲思,也可突然凝视起最现实的环保、医患、慈善、住房……就像一个孩子,凭愿望突然指认感兴趣的东西,且懒得滞留,懒得炫耀,抛出最重要的发现后就迅速跑向下一站,不贪功,不居奇……
  恢复文学的“业余”和表达的本能,跳出“专业”游戏的缠绕和常规命题的窠臼,我觉得这是王开岭之所以成为他自己的主因。事实也如此,在山东,王开岭除了有限几个写作朋友外,几乎与文界无甚瓜葛,到北京后,他延续了这一习惯,几乎和整个文坛不打交道。不张望,不纠缠,不入圈,不联盟,他独立得干干净净,彻底的“业余”,我不知道这种生存风格是否奠定了一个独立思考者的底色,至少有关系吧。他来北京是应邀到央视新闻频道做栏目指导,负责对每天即时的新闻事件做出精准的价值判断和评论,这种“转折”也是让习惯于书斋练功的人感到吃惊的。为了方便介绍,在很多场合,他干脆直称自己为一个电视新闻人,仿佛文学、艺术真的与他无关一样。把写作当作爱好和消遣,把思想视为正常的呼吸,他用这种方法使自己获得一种“文学局外人”的清醒和从容——事实上我觉得这样反而离真正的文学精神更近,离文坛生活更远。把自己送回去——回到一个人正常的生活位置,把文学送回去——回到文学最早出发的地方。他说文学不是生活的中央、而只是你头顶上的一颗星……他说一个人要努力还原真实,还原自我和世界的真实,要做一个精神正常和精神明亮的人,而不要追求非常态、非本能的唯美与深刻……他还说,别把自己太当回事,也别把文学和思想太当回事,为什么有些老作家越往后写得越好,就是把那些曾高高举起的东西放了下来……应该说,正是这些心得,确立了王开岭一个谦卑而诚实的思想写作者角色,与当下那些重嗓子和奖杯的明星写作者相比,他绕开了很多游戏和场合,显得寂静而隐蔽。
  从山东到北京、从讲台到媒体,地点和职业的变化,对他写作的影响是显然的。用一个比喻,如果其视角在过去是使用了长焦镜头的话——比如《俄罗斯课本》《请想一想华盛顿》《我们能发出那个声音吗》《战俘的荣誉》《是国家错了》《乌托邦的变种》《决不向一个提裤子的人开枪》《独裁者的性命之忧》《关于语言可以杀人》《杀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等篇什,那么他近年的选题和表述则更像使用了广角镜头,更淋漓地描画民生现场感和人类整体性。像《大地伦理》《依据不足的热爱生活》《我们为什么不快乐》《恐龙胃与“物理人生”》《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我们无处安放的哀伤》《东西方文化下的资产观》《人类如何消费星空》《打捞生命的“个”》《一个人的遭遇》等,都可明显觉出他强烈的民生视角和当代现场感。电视和新闻,无疑都鼓励他关注民生,追求现场,加大对当世的推进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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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2009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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