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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轨度:新概念、新视角


□ 刘凤义

  最近研读了南开大学张仁德教授等人新著《中外经济转轨度比较研究》(后称“新论著”)一书,感觉颇受启发。该书提出了经济“转轨度”这一全新概念,从契约主导制度、行政主导制度和国民权利与自由三个维度,构建了一个测度和评价转轨国家经济转轨进程的指标体系,并通过量化的方法,对中俄经济的转轨进程、转轨绩效等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和新颖结论,引发了笔者对中俄转轨模式的思考。
  理论界对转轨进程采取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各不相同,结论也不一样。在诸多方法中,“绩效”方法和“主义”方法是两种最常用的方法。“绩效”方法是从转轨的经济绩效来评价模式优劣和转轨好坏,基本指标是GDP。用这一方法衡量,中国转轨模式明显优于俄罗斯模式。从一九九二至二○○七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88%,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四位,人均GDP 提高了八倍多。而俄罗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转轨初期,经济始终处于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近 50%,人均收入大幅度滑坡;从一九九九年开始,俄罗斯经济逐渐摆脱负增长,一九九九至二○○七年,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6%左右,但这一增长速度仍远远落后于中国。“主义”方法就是看转轨国家是否已经转向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这一方法提倡者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因此,把转轨国家是否完成了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向作为衡量转轨效果的首要标准,包括政治上是否实行了资本主义宪法制度和多党制、经济上是否完成了私有化和自由化。依据这一标准,俄罗斯的转轨进程明显快于中国,因为俄罗斯通过“休克疗法”迅速实现了这一转变,而中国则始终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宪法秩序和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下进行的渐进式转轨。在西方正统理论家们看来,中国的转轨不符合标准的政治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因而是不彻底的。面对中国转轨模式带来的成就,“主义”方法的坚持者们提出各种各样的辩护理由,比如认为中国绩效不是来自于转轨方式和政策,而是转轨的初始条件较好;再比如认为中国的成功不是来自标准理论指导下的理性设计,而是来自国际国内提供的机遇等等。
  这两种评价方法各有特点,它们带来的争论也还将继续下去,但在我看来,这两种方法都不令人满意。GDP方法虽然直观,但过于简单,用它评价转轨国家的转轨绩效,能看出经济是否有增长,但却无法揭示增长背后的制度因素究竟是什么,以及伴随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有哪些,所以,它很容易把人们的评价视野引向误区,这一点理论界已基本形成共识。“主义”方法虽然有发达国家的经验支持,并有较为系统的理论依据,但它显然过于意识形态化和教条化,这一方法的内容实质就是“华盛顿共识”标准,目标模式就是美国,它完全忽略了转轨国家的具体国情和现实中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的多样性,中国转轨中取得的绩效和俄罗斯转轨初期的失败,已经从正反两方面在实践上否定了这一评价方法。
  那么,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评价经济转轨模式更为合理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寻找的方法必须能够反映经济转轨国家的特点和实质。经济转轨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但与一般的制度变迁相比,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有两个突出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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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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