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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何以走到边缘


□ 贾爱军

  中国当代诗歌已背离了中国的文化和价值取向.从而被大众所摒弃。而并非像某些先锋派的主张: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正处于天才不被认可的发展期。

  诗歌何以走到边缘

  中国诗词曾一度是中国的象征,是中国文化的骄傲,是中国大众言谈话语的品位,是中国科举考试的出彩部分。而如今却成为个别小众的自娱自乐和孤芳自赏,甚至成为不务实业、性格缺陷乃至另类的代名词。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究竟何来?

  对于古典诗词,古今中外都普遍认可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乃至其文化价值。当前,诟病最多的便是现代诗歌。现代诗歌的确立应该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之后,开启文化乃至文学的西化之路,最典型的标志便是白话文。

  殊不知,机械原理长于模仿,心灵情感怎好勾画?从理论上说,科学可以没有民族性,但哲学和文学定有民族性。讲哲学不能离开哲学史,讲科学则可以离开科学史。

  当然,一个事物的存在常有一定的客观性。白话文运动之所以蓬勃发展,还有一个内在的根本需求,便是言文合一。中国古时的八股文在不断地演变和发展中越来越成为为文而文的一种方式,离大众的生活和言语越来越远,从而造成思想精神与生活的两相背离。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虽然西学刚刚大规模开启,但当时的社会结构普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尤其是知识分子更是经过严格而系统的私塾训练,具有广泛而深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其首选成功的应该是小说,其次是散文。

  其实,小说的白话进程自古有之,并非始于新文化运动,中国四大名著就是白话小说的演变和成功范例。严格意义上说,散文和诗歌也不是始于新文化运动,只是这场运动把白话从辅一下提升到主的地位。

  20世纪30年代,学贯中西的冯友兰在其《理想人生》中指出:“在新文学作品中,新诗的成绩最不佳。因为诗与语言的关系最为重要。作新诗者,将其‘欧化’后,令人看着,似乎是一首翻译过来底诗。翻译过来底诗,是最没有意味底。”

  冯友兰先生进一步强调:“只有从中国人的历史、中国人的生活中,生出来的文艺,才是中国底,亦唯有这种文艺,对于中国人,才可以是活底,中国人的生活现代化了,所以中国底文艺亦要现代化。现代化并不是欧化,现代化可,欧化不可。”

  笔者以为,当代诗歌正走在一条隔断历史并必将被历史所隔断的路上。这源于当代新诗的根在国外。当下的新诗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遵从西方的诗歌流派并以此为先锋。由此而来,中国新诗的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翻译体,而翻译的文本则以意译为主,这无形中丢失了其翻译的文字特色和行文技巧。形成音译则看不懂,意译则韵味空。管仲有言:“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而当今诗歌无异于折翼掘根。

  翻译对于原创来说脱离了创作的土壤和环境,也缺乏创作时的状态,充其量是形似终究难以神似。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翻译工作恰如嚼饭喂人,一个人若不能自己嚼饭,就只好吃别人嚼过的饭,不过经过这么一嚼,饭的滋味和香味肯定比原来乏味多了。试问:当今中国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术业有专攻,时下有几位诗人是学贯中西且无障碍行走在中西文字和文化中人?更何况常言道:诗不可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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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北京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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