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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宫调声情”理论的阐发与实践


□ 吴志武
“宫调声情”理论,最早见于元代芝庵的《唱论》中,原文如下:
  大凡声音,各应于律吕,分于六宫十一调,共计十七宫调:仙吕宫唱,清新绵邈;南吕宫唱,感叹伤悲;中吕宫唱,高下闪赚;黄钟宫唱,富贵缠绵;正官唱,惆怅雄壮;道宫唱,飘逸清幽;大石唱,风流蕴藉;小石唱,旖旎妩媚;高平唱,条物滉漾;般涉唱,拾掇坑堑;歇指唱,急并虚歇;商角唱,悲伤宛转;双调唱,健捷激袅;商调唱,凄怆怨慕;角调唱,呜咽悠扬;宫调唱,典雅沉重;越调唱,陶写冷笑。
  对于这一理论,学界主要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宫调不存在声情一说,以杨荫浏、俞为民先生为代表。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认为:
  用宫调配合音乐感情内容的这类理论,其本身并没有可靠的根据,它在过去既并没有产生过多少作用。……所以,作者认为,对这样的宫调理论,我们今天非但不宜予以重视。而且应该指出它的不合理性,而予以反对。
  自元、明以来,前人转引这一段文字者虽然很多,但很明显,他们都不过人云亦云,把其前某一个人的说法,照样讲讲而已。他们中间,并没有人对这种说法的来源追究一下,也并没有结合了当时的实际,对它进行分析,对它的可靠性作出任何的估价。
  俞为民《曲体研究》也认为:
  只要对芝庵的这一论述作一番分析与考察,就会发现其提出的十七宫调以及各宫调的声情皆不可靠。首先,芝庵所提出的十七宫调中……宫调、角调、商角调三调不知出于何处?……显然,芝庵所谓的宫调、角调、商角调三调实出自杜撰。其次,《唱论》所描述的宫调声情与实际作品不符。……然而这种与南北曲实际不符的宫调声情说,自元代芝庵提出以后,一直被曲律家们奉为金科玉律,他们在编撰曲谱时,皆以宫调来区分曲调的声情,将曲调分别归入“北九宫”、“南九宫”之中,让剧作家根据剧情的需要,选取具有相应声情的宫调内的曲调来填词作曲。至此。“宫调”的指义又发生了变化。即不仅失去了原来的乐律指义,而且也失去了标示变换曲韵的文体指义,成为南北曲曲调声情的标志。 杨先生旗帜鲜明地反对“宫调声情”说,其所持理由为:元人北曲中并未用全十七宫调,这种感情分类不合理,这种理论并没有用于具体的实际中。杨先生对《元曲选》与《元曲选外编》二书收录的元杂剧全部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是,仙吕宫清新绵邈与中吕宫高下闪赚两个“不讲感情内容”的宫调,占49.5%。俞先生所持意见与杨先生相似,认为“十七宫调声情皆不可靠”,他引用了杨先生《史稿》中的证据证明“宫调声情”与实际作品不符。尽管俞先生否定“宫调声情”的存在,但他却认为“声情”是宫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他概括说:“自宋代起,宫调的指义便逐渐丧失了乐律的性质,经历了由乐律指义(调高、调式)——文体指义(标示变换曲韵)——声情指义(宫调声情说)的衍变。”既然“宫调声情皆不可靠”,明清人又为何会将其视作区分“曲调声情”的标准?继而又将这些曲调归入南北九宫中?就中原由,仅用“以讹传讹”的传袭方式来解释,恐怕未必能解释得通。
  第二种观点部分承认宫调具有声情含义,以周维培、李昌集先生为代表。周维培在《曲谱研究》中认为:
  (十七宫调声情)至少有三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每四个字的品评,只是突出其宫调声情的类别。……十七宫调声情的描述,似乎主要从音乐形式上通过总体感受获得的,并没有考虑到剧曲、散曲内容对声调的相对制约作用。……第三,从修辞学角度,十七宫调某些声情文字的组合也是值得商榷的。……《唱论》所载十七种宫调声情文字,明以后的曲律家往往把它们录移过来,作为对南曲宫调音乐风格的描摹……这更是盲目而错误的做法。@
  李昌集在《中国古代散曲史》中认为:
  曲牌所以有不同“宫调”的归属,或许正是若干曲牌在初始阶段具有不同“声情”;或者,所以标“宫调”,正是为了指示唱这曲牌时应当表现何种声情。在曲牌前标以“宫调”的最初起因或正在此。不管怎么说。“宫调”曾作为对声情归类的符号看来是不容否定的。
  ……到了明代,“官调”意味已渐不为人所察……尽管明清人著书立说时免不了模模糊糊地去“论宫调”,但实际上,“宫调”之标已成传统格式,既无“声情”之意味,更无“乐理”之意义。曲谱对调高、调式的指示,一律附注工尺(“以工代宫”),“宫调”已成摆设了。
  周先生肯定《唱论》“宫调声情”四字概括是为了突出“宫调声情”的类别,并且已经注意到这种描述“主要从音乐形式上通过总体感受获得的”,但他认为“宫调声情”进入南曲后“是盲目而错误的做法”。这就是说,李先生肯定“宫调声情”在初始阶段确实存在着,只是到后来才渐成“摆设”。
  那么,“宫调声情”理论是否如杨先生所说“在过去既并没有产生过多少作用”,后人仅仅是转抄这一说法而没有对其进行“分析”与“估价”?或如李先生所说这一理论到明清时“既无‘声情’之意味”,“已成摆设”?为了弄清情况,笔者查阅了元代至民国期间的与“宫调声情”理论相关的文献,计有:元代的杨朝英《阳春白雪》、陶宗仪《辍耕录》、周德清《中原音韵》,明代的朱权《太和正音谱》、王世贞《曲藻》、陈所闻《北官词纪》、王骥德《曲律》、臧懋循《元曲选》、程明善《啸余谱》,清代的沈远《校定北西厢弦索谱》、王奕清《钦定曲谱》、沈自晋《南词新谱》、黄旖绰《梨园原》、刘熙载《艺概》、谢元淮《碎金词谱》,民国时期的童斐《中乐寻源》、王季烈《螾庐曲谈》、许之衡《曲律易知》。在阅读分析这些材料之后,笔者认为:明清以来的相关文献对“宫调声情”理论曾做出阐释并有所发展;宫调声情理论在明清时期也一直被运用于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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