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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概念的村庄与村庄的概念——汉人村庄研究述评


□ 杜靖

  汉人社会研究中丰富而绵密的“村庄”概念是对世界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本文回顾了百年来汉人村庄研究的缘起、汉人村庄研究的各个历史阶段及特点、汉人村庄划分的不同类型及相关理论,并对今后汉人村庄研究的方向和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村庄 汉人社会 世界人类学

  作者杜靖,青岛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邮编266071。

  在奈杰尔-拉波特( Nigel Rapport)和乔安娜·奥弗林(Joanna Overing)所著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词》一书中没有把“村庄”或“村落”作为一个单独的词条来处理。尽管它列有“社区”和“乡村牧歌”两个词项,①但这两个词项实际上无法替代作为学术分析工具的“村庄”在方法论上的独立意义。对于汉人社会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经验研究而言,“村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架构,其历经百余年的学术锤炼,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和理论表述,已经成为中国人类学家和世界经验汉学家非常方便和有力的操作性工具,是汉人社会研究对世界人类学所作出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

  二战前,西方人类学主要关注“原始民族”或“部落社会”,对乡村社会开展大规模研究是在二战以后。随着战后原有殖民地纷纷独立,“原始民族”或“部落社会”几近消失,世界人类学才逐渐转向“乡村世界”。②1956年,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出版《农民社会与文化》,标志着西方人类学界对乡村社会有了成熟的理论思考,其关于大小传统的理论构思一时间成为许多乡村社会研究的参考。③而中国人类学和世界经验汉学界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就开展了乡村研究,并提炼出了“宗族乡村”等清晰的“村庄”概念。这些概念对后来属于世界性话题的汉人社会研究一直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其作一系统的梳理和分析。④

  在中国传统知识体系里,由文人墨客刻画出的村庄,其对立面并不是城市社会,而是失意的官场人生。他们希望借助乡村世界的风俗画面来调节自我失衡的心理状态,在人生失意后重返村落世界获得一种安宁。19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村庄才开始落入西方经验科学的视野,逐渐作为城市的对立面或工业社会的前身被系统观察与描述。

  晚清以来,西方通过多种入侵手段试图将中国整合进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市场贸易体系及其文化体系之中。为此,需首先认知中国人及其社会与文化。19世纪后半期,有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成为当时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在华传教期间,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看待中国,认为中国村庄出了问题,希望借助基督教力量进行改造。他指出,基督教能更好地关怀中国婴儿,增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同情心,改善中国的教育制度,教会孩子合理使用语言,为女孩提供与男孩一样的智能教育和精神教育,更合理地促进女子选择配偶,给中国社会引进一种起预防作用的有效因素,改善人际关系,提高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提升人性境界。①1935 -1942年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对华北一些村落进行了多次调查,目的在于帮助日军在占领中国后解决管理和组织中国社会运转的问题,换言之,是“为日本帝国主义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寻求理论服务的”。②

  西方的全面入侵,使国人备感生存危机,“救亡图存”成了中国在那个时代的主题。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引发了一场“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争论。“以农立国”导致了晏阳初的“乡村教育改造”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并最终促进了中国乡村人类学的学术实践。③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接续了“以农立国”论和“乡村建设运动”的学术兴趣及现实关怀。从1930年起,燕大社会学系在北京清河镇建立实验区,先后由许仕廉、步济时、张鸿钧、杨开道、赵承信、吴文藻等主持或指导,在实施社工服务的同时展开社会调查。④燕大社会学系同时也派出人员在全国其他地方广泛开展田野调查,先后出版了杨庆堑的《山东的集市系统》、徐雍舜的《河北农村社区的诉讼》、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黄石的《河北农民的风俗》、廖泰初的《变动中的中国农村教育》、蒋旨昂的《卢家村》、李有义的《山西徐沟县农村社会组织》、许仕廉的《清河:一个社会学分析》、黄迪的《清河村镇社区》等作品。

  人类学界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等人的乡村研究更能反映出这种时代关怀。“土地的利用”是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书的两大主题之一,⑤而全书最后一章也以“中国的土地问题”而落幕。费孝通抓住了中国农业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土地制度及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经济传统——来认知中国。他认为,传统的土地资源从根本上不足以解决乡村问题,必须走乡村工业发展的路线。⑥林耀华对中国乡村的认知也是基于“民族之复兴”的内在诉求:“西方文化的侵入,国家根基的摇动,莫不直接间接与乡村生活发生关系。民族之复兴,以适应环境为先决条件,欲求适应环境,对于我国现存文化,必须先有确切的认识、精密的洞察。所谓先诊病源,然后对症下药。”①同样,杨懋春也指出:“当乡村复兴运动在国家重建计划中越来越重要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社会领导者逐渐认识到,对中国过去和现存的乡村生活进行科学和全面的研究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基础。这类研究有助于消除自运动一开始就出现的大量浪费和无效,而且还能够预防重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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