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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桌子的“主义”


□ 吴 思

吴方是我们人大中文系七八级的同班同学。刚上大学的时候,吴方经常给同学擦桌子。他到教室后,先给自己擦,随后给前后左右的同学擦,有时甚至擦全班的桌子。次数多了,我就有点不舒服。倒不是因为他这个副班长盖过了我这个班长,我觉得,这里有人生观方面的大问题。
我在中学也干过类似的事,但坚持的时间不长。我插队时做过更无私的事,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但坚持越久,困惑越重。最后,所有困惑都集中到一个问题上:我热爱人民吗?爱,擦桌子扫地和英勇献身都不成问题。不爱,这么做是否矫情?是否虚伪?或另有所图?
这是一个让我恐惧的问题,它导出一个令人恐惧的答案。如果把人民这个抽象概念换作我熟悉的那些贫下中农,那些既有长处也有毛病的真实个体,那么,我的真实感觉是:不爱。有同情,有怜悯,有尊重,有轻蔑,对某些人也挺喜欢,但就是谈不上爱。我当时已经有了暗恋的经验,尝过爱的滋味。为爱人做事是满心甜蜜的,甚至比为自己做事更加甘心情愿,而我为贫下中农做事却感觉很苦,心里很不平衡。
一天下午,大概在一九七九年春季,我和吴方一起骑车去什么地方办事,我借机向他发难。我问:“我看你经常为同学擦桌子,为什么?他们完全可以自己擦呀?……你爱他们吗?”
吴方不说话。我逼问道:“爱他们,帮他们擦桌子就很自然。否则就不自然,就值得自我追问。你能感觉到爱吗?你爱人民吗?我很好奇,你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
吴方说:“我没有想那么多,随手就擦了,手里有一块抹布,擦一张桌子也是擦,多抹几下也不费什么事……我没想那么多。”
我失去攻击目标了。现在回头看来,吴方的回答合情合理,但我当时习惯了两极化的思维,擅长上纲上线的批判,很缺乏分寸感。我硬把他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代表,就自说自话地往下讲。
我说,毛主席要求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马克思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这些说法都很漂亮,但最终都需要一个基础:热爱人民。如果不爱呢?岂不是与最深刻广大的幸福彻底绝缘?岂不是命中注定只有那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
我说,这些想法让我感觉到眼前一片黑暗,感觉到近乎绝望的恐惧。进一步说,这种个人患得患失的恐惧本身也让我感到恐惧——我的根子居然也是自利的:我怕与最深刻的幸福绝缘,因此才要热爱人民。以自私自利为出发点的自我改造,真可以进入大公无私的境界吗?这在逻辑上如何说得通?我不敢深想,也想不下去,但我不能不面对内心的真相。
我很希望吴方和我争论,在内心冲突中我练熟了一些招数,自信可以打退他的驳难。例如,爱是什么?无非是人们对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条件的一种肯定性情感。如果我是农民,可以自给自足地生活,与张三李四这些人民的构成者有什么关系?或者我是工人,老老实实地干活吃饭,做好我分内的那点事,拿自己的劳动与别人交换,一点也没有欠谁,爱的基础又是什么?把寻常合作或平淡交易说成热烈的爱,是否有矫情或滥情之嫌?等等。我寻机驳倒他,在潜意识中更希望他驳倒我,把我从绝望中解放出来。但吴方只是凝神倾听,并不和我争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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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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