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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本·批评家


□ 陆建德

  爱德华·萨义德的“作品系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一辑五种已出,第二辑六种正在陆续翻译出版,其中以批评文集《世界·文本·批评家》(一九八三)最为著名。今年九月是作者逝世六周年,这部著作的中译本面世,是我们对他最合适的纪念。萨义德在书中曾说:“任何事物一旦取得了文化偶像或者商品的地位,便不再叫人感兴趣。”也许他没想到自己日后也在国际上成为文化偶像般的人物。不过,作为他的读者,我们对他的兴趣并未因此有所减损。究其原因,一是他曾经雄辩地展开的政治文化上的议题远未失去时效,二是他的文字不斤斤于“学术论文”的起承转合,处处透出一种执拗的“对于困难事情的迷恋”(叶芝诗句)。
  《世界·文本·批评家》是八十年代初美国文学批评的力作,所收入的十二篇文章作于一九六九年与一九八一年之间,它们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英文“essay”一词法文词源的本意——苛刻的称量,细心的检验,以及一群展翅飞起的词语。书的立意十分宏大。首尾的绪论和结论分别题为“世俗批评”与“宗教批评”, 指批评的两种对立模式。“世俗批评”也意味着“对抗的批评”,其任务是“挑战并改变公认的观念、确立的体制、可以质疑的价值观”。由此可以推知“宗教批评”的大概。作者的目的是要扬“世俗”、抑“宗教”。这对概念充分体现了萨义德本人对文集的定位:它被寄予了改变美国当代批评话语或范式的厚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各种偏重形式的欧美文学理论涌入中国,它们在英美学界却遭到一些公开的抵制。一九八二年,美国比较文学界的元老韦勒克通过《对文学的攻击及其他》一书与(后)结构主义正面交锋,他对自己早年在《文学原理》(与华伦合著)中着力提倡理论和“内部研究”颇有悔过之心。同一年,很受敬重的爱尔兰学者、纽约大学的讲席教授丹尼斯·唐纳修也出版了《凶猛的字母》,以“幼稚的现实主义者”的身份拆解时尚理论的僭妄。在此提到这两位学者,是因为他们都有点垂爱《世界·文本·批评家》。唐纳修在《新共和》杂志发表评论文章,称赞它“使我们直面文学理论家们故意不提出来的问题和可能性”,而韦勒克主导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则以莱内·韦勒克奖对它表示认可。也许在他们看来,萨义德指责这些理论割裂语言与社会现实的联系、质疑甚至全然否认文学创作中人的因素,能够接续可以笼统称作开明人本主义(liberal humanism)的薪火。
  与书名同名的文章是总论,其后三篇专论康拉德和斯威夫特,最见萨义德在英国文学上的功力,但在内容上也照应了首篇的主旨,即文本有着一种指涉、在世的意义,批评家的任务是要重申文本与世界相互依存的关系。他的第一本书《约瑟夫·康拉德和自传小说》(一九六六)是作家专论,主要通过康拉德的书信来探讨作者、事件与历史等因素与小说创作的有机关系。萨义德描绘了康拉德异乡人、流亡者的心态及其在写作风格上的曲折表现,笔力老到,洞微见远。从此之后,“流亡”一直是他偏爱的论题。本书中《康拉德:叙事的表征》一文主要谈的是康拉德的戏剧化叙事,即康拉德总是设想一个场景,请出虚构人物马洛来讲故事。文章着意于讲说与书写词语之间、书写与书写的否定之间、意图与真实之间的诸种张力。但是他对康拉德的兴趣,在《东方学》(一九七八)尤其是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九九三)中,慢慢转向历史,特别是与西方殖民扩张相关的历史。说来也巧,殖民主义其实也是讨论斯威夫特时很难回避的话题,因为这位“托利党无政府主义者”(乔治·奥威尔语)的众多政论小册子和讽刺诗背后也有着谴责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的用心。斯威夫特向有厌恶人类的恶名,萨义德却在《斯威夫特的托利党人的无政府状态》一文中欣赏这位都柏林圣帕特里克教堂的教长“极为优美的语言怒涛”,称他“心智的癫狂”(叶芝诗句)是 “越界”的行为,是一种对秩序和固定疆界的可贵抵抗。“越界”后来成为萨义德讨论多元文化、流亡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问题时不断使用的关键词。《知识分子的斯威夫特》里不少内容(如班达和葛兰西等人对知识分子的界说)将以更复杂多样的形式出现在他的《论知识分子》等著作中。这两篇文章都揭示,斯威夫特的作品是特殊历史场合的产物,它们的写作、出版和传播都是事件,同时又导致其他事件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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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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