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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加科夫的个性


□ 朱建刚

  一度认为米·布尔加科夫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作家。个性这个词在今天有很多种意思:骨气、主见、特色等等,似乎每样都可以用到布尔加科夫身上。这种想法最早可能来自十多年前余华在《读书》上的一篇文章《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读书》,一九九六年第十一期)。在那里,布尔加科夫被理解或者干脆说被塑造成一个敢于对领袖说“不”的知识分子,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类似的解读还出现在另一位余姓评论家身上,他以“寂寞的文学之狼”来概括布尔加科夫的创作个性。一时之间,布尔加科夫似乎是作为一位孤独的文化英雄出现在读者面前,大大满足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国人对文化偶像的需求。
  然而,从文学史来看,这个定位并不准确,至少说并不完整。因为布尔加科夫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去和官方、和领袖对立,终其一生,他一直在努力构建知识分子与官方的对话桥梁,为自己,也为他所在的那个阶级谋求一种稳固的社会地位。
  毫无疑问,布尔加科夫是一位知识分子。书香门第的出身使他从来就没把那些以革命起家的实权派放在眼里。他鄙视他们的无知和粗鲁,这一点即使在他的中后期作品如《狗心》(一九二五)及《大师与玛格丽特》(一九二八——一九四○)中都有不经意的流露。可以说,在那个一切以革命为中心的年代里,唯有他坚持自己作为一名文人的矜持,不肯为革命、为布尔什维克唱赞歌。
  然而,这只是早期的布尔加科夫。那时候的他年少气盛,可能未必知道,矜持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种代价又表现为什么。在当时那个火热的年代,冷静或者矜持就意味着对新政权的不认同。因此,布尔加科夫很快就面临着来自官方以及民间自发的排挤和压迫。他的剧作在短暂的上演之后被勒令禁演,他的小说没有哪一家刊物敢于采用。只有远在柏林的侨民刊物偶尔还会发表一两篇作品,寄一点稿费来救急。不过,随着拉普的倒台,整个苏联文学界走向大一统,这种苟延残喘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少。
  进入中年之后的布尔加科夫,越发感觉到生存的压力。妻子、房子等各方面的要求使之不得不想办法为自己争取生存的空间。并且,苏联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也迫使他开始正视这个新生的政权以及那些他一向所鄙视的官僚。他希望和官方——当然不是底层的那些小官僚——而是最高领袖取得一种默契:即你让我发表,让我生存;我为你说话,哪怕为此做出一些让步(天才总是这么幼稚单纯,包括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他在和沙皇尼古拉一世会面之后,也达成了类似的默契,却最终还是死在人为安排的决斗中)。但布尔加科夫显然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他试过去做雇工、去打扫院子,但没人敢用他。由于穷无生计,作家面临着流落街头、落魄以终的困境,他曾于一九二九年九月三日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请求允许他和妻子移居国外。斯大林没有答复。他又在一九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写了《致苏联政府的信》,托人转交给斯大林,结果依然石沉大海。于是他嫉妒绝望,开始考虑自杀,常常随身带着一把手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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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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