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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周扬的两次批评


□ 徐庆全
自1937年10月到延安与毛泽东有了接触后,周扬对毛泽东的情感逐渐由服膺到崇拜。如在延安时,他就曾对周立波说过“我们找到了自己的领袖”这样的话。1946年,周扬在他编的《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一书的“序言”中更加明确地说:自己愿意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此后,直到“文革”前夕,周扬一直是这样做的,也被文艺界称之为“毛泽东文艺思想最权威的解释者”。
  按常理来说,周扬这样服膺、崇拜毛泽东,毛对他的工作应该很满意。但实际情况却是,毛泽东对周扬在文艺界的工作有诸多不满,对他曾有多次批评,其中两次批评得还非常严厉。——第一次是1951年文艺整风期间,第二次是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时。这两次批评的来龙去脉如何?本文略作介绍与分析。
  
  第一次批评:政治上不开展
  1949年后,周扬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并兼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稍后,又任中宣部副部长。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几年里,虽然名义上说是周扬挂帅文艺界,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显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稳固。这里的原因,除了新中国成立伊始各方面的机构还有待健全和各部门的分工管理工作尚未捋顺的因素,以及周扬将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文化部的各项工作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任毛泽东秘书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文艺界的很多工作,事实上大都在胡乔木主持下进行。
  胡乔木当时除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外,还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从后人的回忆来看,在当时,“中央宣传部在组织上有一个人们难以相信的现象:陆定一名义上还是正部长,但是党中央派胡乔木以副部长兼秘书长的名义主持中宣部工作。正部长陆定一每次都出席胡乔木主持的‘部长办公会议’,陆定一在部内的工作由胡乔木分配”(于光远:《见证人应该说的话——〈陆定一的历史遗产〉读后》,《同舟共进》2004第2期)。可见,胡乔木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至于当时的文艺工作,情况也大致相似。胡乔木在前台,而周扬只专注于文化部的工作。当时在作协工作的张僖,就有这样的感受:
  
  那时,周扬虽然是文化部的党组书记,但不大过问作协的事情,胡乔木管作协。冯雪峰是作协党组书记,严文井任秘书长,还有邵荃麟。周扬当时担任文化部的副部长,主要精力在文化部。所以,当时我跟周扬接触不多。(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记录)
  
  胡乔木与丁玲的关系一直很好,无论在延安还是在河北。对此,丁玲对胡一直是有好感的。1948年前后,丁玲在河北时,周扬愿意与她一起工作,但丁玲在征求胡乔木的意见时,胡却明确表示,丁玲“不必去做文委的工作,不合算,还是创作”。而在胡乔木主抓文艺界工作时,丁玲担任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并担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1951年初,丁玲又接任周扬的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丁玲放弃了创作,与胡乔木配合很好。当年文艺界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胡、周、丁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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