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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是一个迷思一一专访刘擎


□ 刘芳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恢复那种本来就不存在的中国性,基本上是一个巨大的幻觉

  专访/刘擎 华东师大政治学系教授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刘芳

  “‘我们’是谁?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还是纯粹的中国人!?我们追求的理想生活图景究竟是什么?在新的地平线上,许多确定无疑‘原本如此’的信念与感知,会遭遇到‘为何如此’的疑问,或者‘未必如此’的困惑,甚至不必如此’的否定。”

  在新书《中国有多特殊》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如是发问。他从诸多具体而微的视角切入,试图从不同层面阐释与回答,中国并不需要过分纠结于身份认同,某种理念或价值是不是中国的,并没有那么重要。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坚持慎思与理性的学者曾经是热忱的“爱国青年”。1983年10月,当时20岁的刘擎在东华大学化学工程系读研二。他受邀参加上海共青团组织的演讲团,到北京汇报演讲,受到团中央领导王兆国、胡锦涛等人接待。讲稿原本根据周扬当时“论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新观点加以引申,强调人的价值,但受到《红旗》杂志一些理论工作者的批评指导,修改后的讲稿着眼于爱国责任与振兴中华。在向当时参加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的部分代表汇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讲稿。刘擎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文汇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此事,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像刘擎同学那样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在那之后,开始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当时这段经历让自己非常困惑,因为我内心不认同所谓‘清污’的做法,而且那篇报道和真实的自己相距甚远,从此对宣传越来越冷漠。”

  曾经热衷文学、戏剧的他,在80年代的思想热潮中,又渐渐对哲学和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在留校任教几年后,他决定赴美攻读政治学。曾经的理科训练带来莫大裨益,“如果某种理论和实践脱节,我就会对它有所怀疑”。他一度为“左派”理论在智识上的精妙着迷,最终从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具体感受出发,成为如今自称的“自由主义左翼”。

  2000年,刘擎回国,先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任副研究员,后来到华东师大任教,并出版《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声东击西》,译作《言论自由的反讽》《以赛亚·伯林的遗产》等。

  中国式认同焦虑

  财新《中国改革》:你的新书《中国有多特殊?》中一个重要的话题是中国人的认同焦虑,很多讨论都是在围绕某种东西或观点究竟是不是中国的,是不是适合中国。这个问题好像变得特别重要。

  刘擎:谈论“我们究竟是谁”的问题,包含着你肯认什么样的价值,遵守什么样的规范,行为依据什么准则,可能还有一些特定的风格。价值、规范、准则和风格,这些构成了自我理解的核心内容和文化归属感。所谓认同的焦虑,就是在这几个方面的确定性丧失了,或者正在变得模糊不清。

  财新《中国改革》:你觉得这种焦虑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比如在社会生活中已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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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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