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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词源角度看“文明”与“国家”


□ 易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易建平

  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考古学家都更愿意以文化来论文明、论国家。与之相对,社会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注意到的更多的,却是在文明或国家概念下社会结构与管理或治理结构的变化。原因很简单。考古学家每天打交道的就是文化,就是某个具体的发掘对象,是看得见摸得着、可以使用四维方式具体描述的石器、陶器、青铜器、铁器、墓葬、聚落、城址,等等。社会学家与文化人类学家研究的却直接是社会本身,并且,他们多半会深入到某个活生生社会的内部去,观察它的结构与运行方式,观察有血有肉的人们的具体生活。传统上,与考古学家相比,他们也更愿意使用比较的方法,因而往往会更自觉地跳出自己的田野调查视野,将研究对象与其他类似的对象进行比较,然后抽象概括,提出自己的“类”的定义。考古学家与社会学家或者文化人类学家这种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最终导致他们研究文明与国家起源的方法也不相同。需要对尽可能多的同类现象先归纳后概括才能提炼出来的“文明”或“国家”之类概念,所有权多半属于社会学家或者文化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在研究文明与国家起源时,一方面需要使用类型学上的“文明”与“国家”之类的概念,对发掘对象进行归类。另一方面,由于那些概念往往是社会学家或者文化人类学家提出来的,概括的多半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现象,考古学家在使用时常常困难重重;尤其是在最初的文明与国家产生前后,考古发掘的文化遗存物中往往缺乏足够的文字或者根本就没有文字,考古学家难以对它们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解释。理所当然地,考古学家也不得不使用自己的语言,利用自己所熟悉的“文化”材料,对“文明”与“国家”一类概念进行修订,将其内涵具体化,在进化论的视野下,将不同类型的考古实物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概念一一对应起来。在当今中国史学传统的理论源流上,摩尔根与恩格斯(以及马克思)在研究早期社会演变时,虽然自己的身份不是考古学家,而是社会学家或者文化人类学家,但恰恰又在这方面开了个头,以可以使用具体事物来表征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等,来指标各个社会发展阶段。比如,高级蒙昧社会被界定为:始于弓箭的发明,终于制陶术的发明;高级野蛮社会被界定为:始于铁器的制造,终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使用文字来写文章。这就使得中国的考古学家更有理由这么做了。

  如今,中国许多考古学家比较一致的做法是,将文明与国家分作内涵不同但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来看,认为文明更多的是指某种具体的文化现象,如城址、青铜器、大型建筑、文字,等等,国家则是在某种特定的文化基础之上产生的某种特定的社会现象。或者,有些学者将文明分作两大部分,一是某种特定的文化,一是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后者相当于国家。不过,不管哪种做法,它们遭遇的困难都一样,都与前面提到的摩尔根与恩格斯的时代划分标准一样,会遇到同样的文化对应的却并非同样发展阶段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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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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