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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海外中国电影研究书评


□ 谢柏柯 王亦蛮

本期“新世纪海外中国电影研究书评”为读者选编的是对同一本书的两篇评论,借此展示不同背景、角度学术阅读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所评的是我2003年出版的专著《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的批评介入,电影重构及跨国想象》。一篇书评来自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讲座教授谢柏柯(Jerome Silbergeld),他在中国艺术史领域是一位领先学者,在中国电影研究方面也已经出版两本专著,分别是《电影里的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参照格》,China into Film: Frames of Refer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伦敦:李克逊,1999)和《中国面孔的希区柯克:电影的双重身份,俄底浦斯的三角关系,中国的道德声音》,Hitchcock With a Chinese Face: Cinematic Doubles, Oedipal Triangles,and China's Moral Voice,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4)。另一篇来自中国电影研究新秀王亦蛮,杜克大学文学博士,在洛杉矶加州大学等校做过博士后研究,现任圣塔克鲁斯加州大学电影学助理教授,近年在美国众多的电影与文化研究期刊上发表过论文。两位书评作者都是业内专家,但因为所受学科训练不同,对我的专著也表现出不同的期待。
今年我们陆续向读者奉上了多篇海外中国电影研究书评。而书评这一文类在欧美学术研究语境中是处于敏感地位的。一般说来,许多专业学术刊物定期发表书评,及时介绍最新出版的学术论著,引导读者重视新的专业课题、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好的书评本来应该达到促进学术发展的效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期刊编辑在一定时间内找到合适书评作者的困难),许多书评发表后却可能事与愿违,产生令各方都颇为尴尬的现象,有时还引起非学术性的争论。总体说来,海外的书评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理想的书评应该出自该领域的专家之笔,一方面客观地重述该著作的观点、论据、表述、以及对该学科的独特贡献,另一方面明确指出该著作在不同层面上的遗漏、缺陷、误读及其原因,以及需要进一步开拓、研究、论证的地方。可以想象,由于时间的限制和众多的稿约,专家们往往不能接受书评任务,书评编辑也只好求助他者。第二,大多数的书评在整体上还能概述一本著作的主要观点和贡献,但经常令人遗憾地不愿意提出书评者本身的见解和评价,因而读来总有隔靴搔痒之感,显出言不尽意的困境。这多因书评作者不愿有意无意得罪原书的作者,这种顾虑无疑错失了促进学术发展的机会。第三,糟糕的书评无视一本书的观点与贡献,借题自我发挥,有意歪曲原作者的意图,将自己的偏见或误读强加于人,甚至将别人的观点说成自己的创见。阅读这样的书评常常只了解振振有词的书评作者、而不清楚原书的观点,因此完全失去书评本身的意义。当然,出现糟糕书评的原因之一是欧美的学术机制本身,因为在大学的定期学术评审中,书评不属于研究成果,而划为对学科的“服务”,有作为的学者往往不愿花费宝贵的时间写非“研究型”书评;而有些学术研究成果不多的人则乐意写书评,以丰富他们的履历。

张英进:《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的批评介入,电影重构及跨国想象》
安纳堡:密支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2002
Yingjin Zhang : Screening China : Critical Interventions ,Cinematic Reconfigurations ,and the Transnational Imaginar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Ann Arbor :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2

书评一:谢柏柯(Jerome Silbergeld,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讲座教授)
本文原载美国《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62卷1期(2003年2月)。
几年前,中国电影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基本上还不存在。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第五代导演、香港新浪潮电影、台湾新电影兴起之后,该领域空前发展起来。张英进的著作水平一流,从全球接受、国际观影(书名由此而来)及其对中国两岸三地电影业的影响这一视角,全面研究了该时期的电影生产和学术著作。张清晰点明了自己的目标:“我的关注点,一半在西方的批评介入,另一半在中国的电影重构(reconfigurations)”(第11页)。他指出了自己的学术立场:“鲁晓鹏在其构想的跨国主义中,强调了两岸三地影人之间的竞争,我则希望请大家注意他们在80年代末以来的密切合作,这是一种有效的跨地区策略”(第36页);“这样的设定潮流(或说追逐潮流)的学术(如周蕾的),有可能忽略某国族或地区特有的历史体验和文化意义”(第35页)。从上两段引文中可见,张有时会对其他学者的著作提出严肃批评。他批评周蕾“只使用少量中文资料,这与她对西方批评文献的惊人掌握形成了鲜明对比”(第73页)。他批评阿巴斯(Ackbar Abbas)没有充分阅读香港本地的批评文献(第257页)。他批评卡普兰(E. Ann Kaplan)和裴开瑞(Chris Berry)的心理分析解读是“狭隘的西方模式,不能处理极复杂、极多样的中国文化现实与历史现实”,因此忽略了这些电影“对中国观众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第135页)。张写道,这样的理论批评的“问题”在于,“不是说不能使用西方理论,而是说不应单方面使用西方理论或将其强加于人,以压制或驯服一个异己的文化语境”(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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