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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大赦贪官论


□ 汪丁丁

  贪官太多,意昧着每一个特定的贪宫被抓住的概率很低,于是依照贝克尔的“犯罪经济 学”原理,惩罚就应更严厉。绝不大赦贪官,而是采取抓住一个就严办一个的政策

  特约作者汪丁丁

  我仔细倾听了主张大赦天下贪官的学者的论证,不论是事实还是理论,均不令人信服。我写这篇文章,主旨是要论证:(1)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在“黑天鹅事件”发生之前,多数人不相信它可能发生。(2)大赦贪官不是一项正确的反腐败政策。(3)不仅如此,而且若果真实行这一政策,我们将再一次错过走向政治清明的机会。(4)正确的政策,不能以“法治”的名义束缚自己,要学习纽约前市长朱利安尼( Rudy Giuliani)的经验。有效的反腐败,从来都是抓住一个惩办一个,哪怕是随机地抓住,大多贪官的暴露都是随机的。我要批评提出大赦贪官这类建议的学者们:首先并非尊重常识,其次缺乏政治想象力,第三并非对各国历史深思熟虑,第四囿于知识而疏于实践智慧。

  塔勒布的新书(Nassim Taleb,《Antifragile:Things thatGain from Disorder》,Random House 2012),我不很喜欢,有宋江被招安的感觉。可不论如何,我要引用他说过的最精彩的一句话: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

  “黑天鹅事件”就是“小概率的决定性事件”,或者“罕见但致命的冲击”。统计数据注定无法揭示“黑天鹅事件”的发生规律,关于因果关系的任何经验结论,都基于“大数定律”(例如“高斯分布”)而不能基于“小数定律”(统计学家假装有“泊松分布”)。不必有统计学,休谟早已说过:我们的全部知识都可归结为这样一种联想——“相似的结果有相似的原因”。演化的结果,人类理性是“基于案例”的理性。那么,怎样应付“黑天鹅事件”呢?

  如果从历史的外部考察,我们很容易看到它是一连串不可预言的事件。我们充其量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寻找些理据解释它们为何发生,美其名日“历史的规律性”,或者试图用泊松分布这类描述小概率事件的分布,来描述这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其实,这是哈耶克的教导:人类理性很渺小,根本不足以理解历史规律(哪怕上帝让历史有规律)。现代社会之“现代性”,吉登斯说过,就是因为“时空断裂”而且“加速断裂”。换句话说,历史虽由一系列事件组成,但事件之间缺乏必然联系,而且这种缺乏联系以越来越快的速率扩展。历史的不确定性,在现代社会,以加速度扩展着,因为人类面对的问题以加速度变得更加困难,尽管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许在不断增强。

  我接着我20多年来的叙述继续说,中国社会正在迅速转型,而且是“三重转型”。这意味着,如果历史在西方社会进入现代从而有了“现代性”,那么,历史在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现代性”远比西方强烈,以致我们中国人只能保持极短的社会记忆,因为时空断裂正在迅速扩展,我们经历过的事件之间越来越缺乏可以理解的联系,于是,我们整体患有健忘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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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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