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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票证时代”的集体记忆


□ 金大陆

  摘 要:报刊、网络、电视等众多的媒体话题,指认上海“文革”时期的猪肉供应需凭票购买。其实,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共十二年两个半月,上海猪肉实行“敞开供应”。“全国保上海”的计划持续而有力属基本保证;郊区生猪交售政策持续而平稳属重要保证;城市支持养猪业的措施持续而发展属辅助保证。计划经济的强力运作,为上海支撑起了一个稳固的供需平台。至于“集体记忆”的失真和舛误,作为从“民间故事”走向“公共论坛”的“存在”,源于记忆建构时史实的假托和价值判断的取舍。
  关键词:猪肉供应;票证;集体记忆
  
  一、传媒话题的舛误与厘正
  
  先看一段报摘:
  在20世纪70年代的前后,上海人年三十的傍晚,在新式里弄的几家合用厨房里,石库门民居煤球炉红火的灶披间中,放眼望去,端的是:冷盘中布置的是风干的酱肉、咸肉、白切肉、白斩鸡;砂锅中煮的是笋干或莓干菜红烧肉;铁锅煎的是黄鱼或带鱼;待下锅的热炒是,烤麸素鸡金针菇黑木耳花生米、黄芽菜与肉丝混炒的“烂糊肉丝”、清炒黄豆芽与油豆腐、家常豆腐加蒜加葱、雪里蕻咸菜炒冬笋……看官或问,这不早就是小康社会景物了?其实,那时沪人过年,准备“年货”费时要达月余。这“大鱼大肉”四字,肉要靠每人每月半斤数两肉票的攒积,鱼则分大户小户论条供应……①
  再看一段刊摘:
  据上海自行车厂一食堂采购员的女儿回忆:因为菜场的肉和鱼都要凭票供应,厂革委会(“文革”时期单位权力机构的称谓)决定每月给他(指父亲)一到两张自行车票,专门用来与菜场领导保持友好关系,解决厂里职工的伙食问题。②
  最后看一段网摘:
  买肉凭票是七十年代末才取消的。此前,上海每人每月“配给”猪肉1.50元(在全国看还是比较高的)。当时,猪肉均价约每斤1元,认识卖肉的让他在操刀的时候有所“倾斜”,绝对是当时上海人无上的“荣耀”,购买熟食的话,0.50元的一张肉票,可以买到比如说0.80元的熟肉(红肠、叉烧之属)。饭店不需要肉票,只是不会有太多的人有足够的钞票。单位食堂不必交肉票,上面有计划供应,这一点条件会比外地好得多。(注:纪琮:《十年细事漫录》;沈麟轩:《“文革”时期的上海商品供应》,载天益网、博客日报、春秋战国、二闲堂文库等网站。
  以上三段摘编皆对上海“文革”时期使用肉票言之凿凿,甚至列出切实的数据,使人毋庸置疑。藉此,笔者曾三次在不同场合对三十人次作过微型调查,结果二十九人次确认“文革”时期使用肉票,还有多人描绘出“文革”肉票的形状和图案(注:2008年8月7日,在由熊月之教授主持的“知青运动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筹备会间隙,笔者向在座的提出上海“文革”时期猪肉供应不凭票的问题,当场遭到大多数“知青人”的质疑和反驳。小说家叶辛以“在贵州农村曾十一个月没吃肉,回家路经弄堂时闻到肉香,馋得向母亲提出要吃肉,却因肉票限制,不能如愿”等记忆和家藏《票证大全》中有印着一头猪式样的票据可证,申明绝对不认同此说;高博特公司总经理张刚则当场打电话询问原三角地菜场负责人,回话肯定“文革”期间使用肉票。笔者强调此说为档案和方志记载,并针对性地声明:此项研究不是延伸性地得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结论。,只有一人断定此事有误,他说:
  在家我是老小。当时买菜做饭全是我。因“文革”时期当教授的父亲受到冲击,工资也减掉了。我们家就经常买一块猪肉切成片,肉片炒青菜,肉片炒卷心菜,既有荤又有素。我断定“文革”买肉不凭票。
  多数人的记忆不仅构成强势,还可生成“话语霸权”。那么,比照个别人相悖的记忆,只能凭史实来说话了。为了求得对该问题的全面厘正,现将上海凭票证供应猪肉的情况排列如下:
  1、1955年12月1日至24日,上海首次实行猪肉凭票供应。凡持有常住户口的居民,不分市区和郊区,一律按月定量,每人每月发放375克猪肉票,凭票买肉。后因生猪到货较多,当月24日起,不再凭票供应。前后历时23天。尽管时间很短,但开启了上海凭票供应猪肉的先例。
  2、1957年1月1日至1964年5月31日,上海第二次实行凭票供应猪肉。市区居民每旬定量125克,元旦加量125克,春节加量625克。历时7年5个月。期间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供应方法和定量年年不同,甚至月月变化,如1961年8-12月的每月下旬,全市不供应猪肉。
  3、1976年7月16日至1979年10月,上海第三次实行按人定量、凭票供应猪肉的办法。按规定市区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2元(折合猪肉2.36市斤)。春节加2元,元旦、五一、国庆各加1元;郊区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1.50元。春节加2元,元旦、五一、国庆各加0.75元;郊县农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1元。春节加1元,元旦、五一、国庆各加0.5元。1977年4月起,因商业部要求上海的猪肉供应定量标准应与北京、天津两市取齐,市区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1公斤(去骨猪肉);郊区城镇居民每人每月供应猪肉0.75公斤;郊县农民定量为0.5公斤。本期凭票供应猪肉的办法历时3年多。4、1984年12月23日至1985年4月20日,上海第四次采取凭证(票)供应猪肉的办法。规定市区居民凭“上海市购物证”,每人每月供应猪肉3.30元(折合统货猪肉1.5公斤)。此次供应办法历时4个月。5、1987年11月21日至1992年5月,上海第五次采取凭证(票)供应猪肉的办法。市区常住户口的居民,凭“上海市副食品购买卡”每人每月供应猪肉3元。回族等少数民族居民,赁“清真牛肉专用卡”每人每月供应牛肉5元。节日增加供应量。此次供应办法历时5年半。综上所述,上海自1955年至1992年的37年间,共五次采取凭票证供应猪肉的办法。第一、二次发生在“文革”运动爆发之前。第三次发生在“文革”运动临近结束的两个多月前。第四、五次则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再作进一步检索,可知第二次与第三次间隔中的“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敞开供应共12年2个半月”(注:袁恒汉:《上海副食品商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7页。)。就此,可以明确断论:广泛传播的上海“文革”时期猪肉供应凭票证之说,是舛讹失真的“集体记忆”。它与“文革”发生的联接,就那么一鳞半爪的最后时段。只是这最后时段的演变很有咀嚼和解析的意味(注:据《上海副食品商业志》第73-74页记载:1975年春节后,外省生猪到货开始锐减,3月下旬至5月上旬,上海市区库存量最少时不足3天销量。于是,采取压郊县,保市区的办法。整个第2季度优先往市区调运生猪达59万头,比1974年同期增加15万头,支援了市区供应。至1976年4月,上海市区猪肉濒临脱销,其中“4月5日,市食品公司冻猪肉库存仅904吨。除组织郊县突击调运,并派员分赴各省催调货源应急外,市场销售每天限额投放300吨上下,卖完为止”。正是在这种窘迫的情势下,上海紧急实施猪肉凭票供应。至于为什么“文革”临近结束时,外地调入上海的猪肉量锐减,郊县要限时限量调运市区,均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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