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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票证时代”的集体记忆


□ 金大陆

  摘 要:报刊、网络、电视等众多的媒体话题,指认上海“文革”时期的猪肉供应需凭票购买。其实,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共十二年两个半月,上海猪肉实行“敞开供应”。“全国保上海”的计划持续而有力属基本保证;郊区生猪交售政策持续而平稳属重要保证;城市支持养猪业的措施持续而发展属辅助保证。计划经济的强力运作,为上海支撑起了一个稳固的供需平台。至于“集体记忆”的失真和舛误,作为从“民间故事”走向“公共论坛”的“存在”,源于记忆建构时史实的假托和价值判断的取舍。
  关键词:猪肉供应;票证;集体记忆
  
  一、传媒话题的舛误与厘正
  
  先看一段报摘:
  在20世纪70年代的前后,上海人年三十的傍晚,在新式里弄的几家合用厨房里,石库门民居煤球炉红火的灶披间中,放眼望去,端的是:冷盘中布置的是风干的酱肉、咸肉、白切肉、白斩鸡;砂锅中煮的是笋干或莓干菜红烧肉;铁锅煎的是黄鱼或带鱼;待下锅的热炒是,烤麸素鸡金针菇黑木耳花生米、黄芽菜与肉丝混炒的“烂糊肉丝”、清炒黄豆芽与油豆腐、家常豆腐加蒜加葱、雪里蕻咸菜炒冬笋……看官或问,这不早就是小康社会景物了?其实,那时沪人过年,准备“年货”费时要达月余。这“大鱼大肉”四字,肉要靠每人每月半斤数两肉票的攒积,鱼则分大户小户论条供应……①
  再看一段刊摘:
  据上海自行车厂一食堂采购员的女儿回忆:因为菜场的肉和鱼都要凭票供应,厂革委会(“文革”时期单位权力机构的称谓)决定每月给他(指父亲)一到两张自行车票,专门用来与菜场领导保持友好关系,解决厂里职工的伙食问题。②
  最后看一段网摘:
  买肉凭票是七十年代末才取消的。此前,上海每人每月“配给”猪肉1.50元(在全国看还是比较高的)。当时,猪肉均价约每斤1元,认识卖肉的让他在操刀的时候有所“倾斜”,绝对是当时上海人无上的“荣耀”,购买熟食的话,0.50元的一张肉票,可以买到比如说0.80元的熟肉(红肠、叉烧之属)。饭店不需要肉票,只是不会有太多的人有足够的钞票。单位食堂不必交肉票,上面有计划供应,这一点条件会比外地好得多。(注:纪琮:《十年细事漫录》;沈麟轩:《“文革”时期的上海商品供应》,载天益网、博客日报、春秋战国、二闲堂文库等网站。
  以上三段摘编皆对上海“文革”时期使用肉票言之凿凿,甚至列出切实的数据,使人毋庸置疑。藉此,笔者曾三次在不同场合对三十人次作过微型调查,结果二十九人次确认“文革”时期使用肉票,还有多人描绘出“文革”肉票的形状和图案(注:2008年8月7日,在由熊月之教授主持的“知青运动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筹备会间隙,笔者向在座的提出上海“文革”时期猪肉供应不凭票的问题,当场遭到大多数“知青人”的质疑和反驳。小说家叶辛以“在贵州农村曾十一个月没吃肉,回家路经弄堂时闻到肉香,馋得向母亲提出要吃肉,却因肉票限制,不能如愿”等记忆和家藏《票证大全》中有印着一头猪式样的票据可证,申明绝对不认同此说;高博特公司总经理张刚则当场打电话询问原三角地菜场负责人,回话肯定“文革”期间使用肉票。笔者强调此说为档案和方志记载,并针对性地声明:此项研究不是延伸性地得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结论。,只有一人断定此事有误,他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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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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