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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时期的散文


□ 王剑冰


无可否认,以一九七六年为界的新时期的散文,确实有着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发展。从来没有这么多作家投入到散文的队伍中来,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报刊给散文这么多耕作的园地,从来没有这么多的散文作品让人目不暇接。
总结新时期散文,它的最大的收获,自然不是作品数量的增多,是相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散文,也应包括再往前的五四时期的散文。



有人说新时期是完成了散文的回归,也就是回归到五四时期的散文风貌。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是有他的片面性。时代在发展,文学的理念也要发展。如果说散文回归,也只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情。这种所谓的回归,就是散文反本归“真”。“真”有几种解释,一个是讲真话,一个是真性情,一个是纯美自然。
最开始是从讲真话开始的,文革直至前多少年,多数散文都是假大空,没有多少实话。巴金首先在他的系列随笔《随感录》中,提出了“说真话”的问题。《随感录》由一百五十篇长短文章组成。在一篇篇写人物、写事件的作品中,真实地披露和反映了人们在极左路线下,精神上受到的压抑和迫害。如《怀念萧珊》,就是以深切的情感和掩藏在内心的无尽的痛苦,写出对萧珊的怀念和痛悼。巴金在《随想录》五卷最后一卷的后记里写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说空话说得太多。写作六十几年,我应当向宽容的读者请罪。我怀着感激的心向你们告别,同时献上这五本小书,我称它们为‘真话的书’。我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
巴金的说法代表了一代作家的心声。那一段时间的散文,有杨绛的记述十年浩劫期间下放干校时的遭遇的《干校六记》、宗璞的控诉“文革”对知识分子心灵及肉体摧残的《哭小弟》、秦牧的抨击那个时期侵害人的正当生存权利的《给一个喜欢骑马的女孩》、黄秋耘的怀念在患难中结识的两个挚友的《雾失楼台》、丁玲的痛悼惨遭迫害仍坚贞不移的文艺家《悼雪峰》等。一时间出现了许多这样的散文,主要是反思和批判。
这种讲真话的问题,一直延续了多少年,直到前不久,还有韦君宜的《思痛录》、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等。讲真话的问题确实不是一个好解决的问题,它不光需要勇气,更需要更新观念。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在写作上有所突破。
有了讲真话的良好开篇,随后而来的就是一大批“真性情”的作品。
开敞、不遮蔽、透明,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敢于大悲大痛、大爱大恨。张洁的《拣麦穗》,写一个农村小女孩的天真和纯洁。为了能“天天吃灶糖”她竟想像着“要嫁给那个卖灶糖的老汉”。于是发生了老汉和小女孩之间纯真的友情故事。在得知老汉死去的消息,小女孩“哭了。哭得很伤心,哭那陌生的、但却疼爱我的卖灶糖的老汉。”作品大胆地袒露了一种藏于内心的真性情,这实际上是对长期的人性压抑的反叛;叶梦的《羞女山》,以对一座状似裸女的山峦的描写,揭示了长存于天地间的女性美,并借以呼唤女性不屈的生命意识;唐敏的《女孩子的花》,通过水仙花的传说,写出自己对女孩子的怜惜和疼爱,以至“爱到根本不忍心让她来到这个世界”;苏叶的《总是难忘》,形象而生动地刻画了少年时代的校园生活和同学友情;梅洁的《童年旧事》,写出一个小女孩在特殊年代里的遭际及心灵的创伤和抚慰;张立勤的《痛苦的飘落》,真实地展现了一个青春女子在生死线上的无奈和抗争;王英琦以《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等散文为代表,被称为豪放性女子。她的散文总是带有直感觉、真描写、快节奏的特点。其中《诞生》就真实地写出了作为一个女性、一个母亲的心理历程。铁凝的《河之女》,将一河的石头想像成一河的女子,让人感受到一种新鲜的生命的美和力量;于君的《我的三次初恋》,真实地写出了一个青春勃发的女子与三个异性相交的内心感受;匡文留的《一个雪日的断想》,写大雪初霁的早上,一个刚刚离婚的女人茫然无着,不知所向。写得真挚、坦荡而又凄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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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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