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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康与主体的消解


□ 赵一凡

  一九三三年,也就是二战前那段迷惘岁月里,俄国流亡学者科热夫,在巴黎高师讲授黑格尔哲学,引动法国知识界好奇。此前,英国和意大利早已形成黑格尔学派。而法国人认识黑氏,居然晚了一百年。或许因为大革命,他们顾不上这位“仅用抽象思维伴随现代各国发展”的德国学究(马克思语)。科热夫讲课之余,编写《黑格尔著作导引》。法国哲人伊波利特又译出《精神现象学》。书中“自我意识”部分,尤其是“主人与奴隶”那一节,从此受人瞩目,成为极有影响的经典文本——因为它描述人际关系,并探讨西方人学核心命题,即自我与主体的形成。
  所谓自我和主体,都是很西洋的说法。中国人耳濡目染,至今若即若离。毕竟是五千年绵延下来的天人合一之族,习惯了仁义理智、克己复礼的儒家传统,少不得还会羡慕那种“吾丧我、闻天籁”的道家境界。与西洋人凸显自我的欲望相反,中国儒家从宗法社会大一统前题出发,强调克服人欲,约束个性,修养集体人格。孔子以孝悌为“人之本”,按照君臣父子秩序,严格规定个人角色与伦理规范。孟子所谓“君子三乐”,不含任何私心娱悦,全是应尽的道德义务。荀子曰“道礼义者为君子”,违者就是小人或禽兽了。老庄哲学宣扬天道无情,人如尘埃,更是无我到了极点。老子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意思是说人类文化刺激欲望,徒乱人性,不如去掉干净。庄子视人欲为祸患之源,并嘲笑人类自以为是的毛病。他把天地造化比作铁匠铸金:假如有一块矿石突然从炉中蹦出,大喊“我要做宝剑!”,那么此石肯定是一邪物。“今一犯人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庄子·大宗师》)
  庄子目中的“不祥之人”,自欧洲启蒙运动起,便开始独立西方,自称是“万物灵长”。(何尝不也是天地间的祸害?)笛卡儿称我思即我在,标明他已挣脱神的羁绊。康德倡发理性批判,将“人”堂而皇之地置于世界中心。费希特进一步分离“自我与非我”,指定前者为“认知主体”,后者为征服对象。到了黑格尔这里,西方人灵魂出窍,膨胀为一股压倒上帝、纵横天下的“绝对理念”(今称“西方现代化”理性蓝图)。
  面对资产阶级不可一世的革命潮流,黑格尔说他看见了“世界精神”——这精神扮作拿破仑皇帝的模样,以历史征服者的气度“骑马巡城”。崇拜英雄的哲学家,在这西方文明曙光万丈的当口,免不了将其“主体哲学”阐发得如同英雄史诗。其要旨是:人本自由,自在自为,追求真理,心想事成;自我意识乃一“精神实体”,它独立于肉体之外,却能自我运动,自我认识,自我实现;作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基础,这一实体创造世界、体现真理,因而它就是牵引历史进步的“能动主体”。既然如此要紧,西方人的“自我意识”究竟具有那些特点,它又如何在“理性”的充盈下升腾入云的呢?在《精神现象学》里,黑格尔将其发展分作三阶段,即从单一项、对立项到全体项,逐步实现自我提升,直到成为资产阶级大一统主体。
  起初,“自我意识就是欲望”。原始人像动物,以食色为天性,无休止地往返于“欲望与满足”之间。由于物质匮乏、欲望受挫,引起最初的自我感觉(Selbstgefuhl)。换言之,人通过否定性痛苦经验,才有了“我”的感觉。没有欲望就不会有此感觉,也谈不上自我意识。但这感觉难以持久。因为单纯欲望仍不能巩固个人的独立意识。真正“自我意识”(selbstbewusstsein)的产生,需要另一自我的承认。黑氏解释道,只有当个人欲望“不再指向一种物质”,而是针对同样心情的另一人时,才能从双方交往与反映中得到承认,获得自己是人而非物的认识。(见贺麟、王玖兴译《精神现象学》,商务一九七九年版,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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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读书 199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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