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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制度主义视角看政治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及其选择


□ 王宏强

  [关键词]制度;制度变迁;战略机遇期;政治发展
  [摘 要]本文认为,制度和制度变迁是理解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改变国家权力结构的政治发展过程,不仅依赖于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改变,而且也通过政治制度创新影响着社会历史进程;政治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选择与社会发展的支持性因素耗费程度有关;在政治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有远见的政治企业家对制度创新收益和风险的评估以及理性选择至关重要。就理论而言,运用新制度主义的方法,结合当代政治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政治发展战略问题。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6)02—0048—07
  
  战略机遇期一般指的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若干关键节点和时间段,在这些时间节点,既存在着促进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也潜伏着导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陷入衰败的重大危机。国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能不能抓住战略机遇期,推动社会发展,则取决于代表国家统治者的理性选择。本文从新制度主义视角,运用制度和制度变迁理论,通过分析制度创新的需求和供给关系,来说明政治发展战略机遇期及理性选择问题。
  
  一、制度和制度变迁:政治发展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诺斯指出,“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们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诺斯强调合理的产权制度安排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刺激经济增长,而国家则决定着产权结构,并最终对造成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但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又具有掠夺(剥削)和契约双重性,这使国家在界定产权方面表现出两面性:它通过为每一个集团设定不同的产权来实现统治者租金的最大化,又不得不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总产出最大化,扩大国家征税的税基。事实上,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的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所在。因而国家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诺斯的国家模型试图以制度和制度变迁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建立某种内在的联系。诺斯和温格斯坦(Weingast)在分析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对英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时指出,政治领域的宪政改革限制了国家的“掠夺性”的一面,使具有强制力的国家依靠“契约”不能随便剥夺债权人和纳税人的权益,从而加强了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促进经济的发展。诺斯认为法国和西班牙之所以成为“竞争失败”的国家,是因为在政治发展方面,两个国家的代议机构“为了得到稳定和秩序而放弃了对征税的有效控制”,代表行政权力的君主逐渐垄断权力,“能单方面改变税收结构和规定应交付款”。集团行动理论的代表人物奥尔森则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根源归结在分利集团上。他指出,那些希望采取集体行动以增加其收入份额的组织,不会关心社会总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各个利益集团在分配社会收益过程中,不会采取努力把“蛋糕”做大来分得更大的“份额”;而更可能像在瓷器店争夺瓷器,一部分人虽然多拿了一些,但还会同时打破一些本来大家可以分到手的瓷器。奥尔森的理论暗含了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过于稳定的政权结构,恰恰反映了利益集团权势对比的某种均衡情势。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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